新型战略性工业化指引下的主导行业选择

（以下内容从中银证券《新型战略性工业化指引下的主导行业选择》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摘要 中国工业化转型期的基本现实：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促成工业化转型期到来，特别在2018年后，伴随着核心技术重视程度的上升以及对服务业过快发展、经济出现“脱实向虚”趋势的集体性反思，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出现了转型期三大趋势：（1）工业行业集中度显著提高，企业大型化；（2）研发型隐形冠军涌现；（3）国产替代兴起。从长波周期的视角，伴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等重大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落地以及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再次推进，我们可能已经站在了第六个长周期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在前几轮革命中，中国基本处于一个追赶国的位置，而在最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则是潜在的领导国之一。 新型战略工业化路线的内涵：结合工业化史中成功/失败案例的经验教训，在当前阶段全球孕育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以及国家间产业竞争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应该选择一条升级版战略性工业化的道路，既要把握传统战略性工业化的精髓——差别对待不同产业，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的顺势调整，助力和满足工业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的产业变迁诉求，又要准确把握技术革命中新产业发展良机，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做到“政治诉求——国家安全——技术地位”间的三维平衡，这就是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 新型战略工业化下的行业选择：顺应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现实以及出现的新趋势，在主导产业选择上，我们认为从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出发，结合当前阶段部分领域活跃的技术革新以及组织制度变革，所衍生出的值得关注的产业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在发展科技创新战略与塑造升级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顺应主导产业构建的规律，选择产业链长，前向与后向效应显著的相关产业，注重在释放需求过程中实现技术的外溢，以军民融合为代表的硬科技行业首当其冲；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为满足新产业日益变化的新需求，配套基础设施需要先行，满足新产业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化的需要，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建行业需要先行；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能源技术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已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全球分工中占据重要位置，未来这一趋势需要继续扩大；在遭遇芯片断供，国内半导体行业发展被蓄意“卡脖子”的背景下，半导体行业发展自主可控迫在眉睫，需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重点扶持，与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差距。 风险提示：技术路线选择风险；地缘政治风险 报告正文 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基本现实 以罗斯托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划分，改开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原始积累阶段，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以轻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时期，为工业化起飞准备； （2）高速工业化阶段，本世纪初到2009年，以房地产和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促成了完备工业体系的成形； （3）成熟转型阶段，2009年之后，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促成工业化转型期到来，标志着中国工业发展步入了走向成熟化的新时期，这一阶段是一个工业化的扩散期，在此阶段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依然持续，但具体模式和结构都与上个阶段呈现出显著差异。 各发展阶段我们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率和投资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等指标都较好地对应。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劳动生产率下滑、贸易与外需恶化以及产能过剩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呈阶梯式下滑，固投增长率从近28%的高点回落至5%以下。投资增速的逐步收敛是工业化后期增长趋缓、中枢下移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结束高速工业化阶段、走向转型道路的重要标志。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后疫情时代全球格局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南北关系中常见的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双赢的模式开始断裂，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分化重组，制造业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出现后，我们愈发理解“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中国深化工业化之路面临巨大的新挑战，选择怎么样的道路实现从向高质量工业化的转变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我们所处的长波周期、工业革命周期与本国竞争位次有清醒的认识。 用熊彼特对长波的理解去划分，全球工业发展史可以分出五个长周期：一是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0年，这是产业革命发展时期；二是从1840年到1897年，创新进入蒸汽和钢铁时代；三是从1897年到20世纪40年代，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创新引领的时代；四是1948年到1991年，由半导体技术创新肇始的电子信息时代；五是1991年至今以互联网、移动互联和智能化为引领的互联通讯时代。伴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等重大技术成果的商业化落地以及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再次推进，我们可能已经站在了第六个长周期的起点。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滚滚而来，从机械化革命到电气化革命再到信息化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前所未有。对中国来说，在前几轮革命中，中国基本处于一个追赶国的位置，而在最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则是潜在的领导国之一。 从长周期视角来看，历史上每一轮长周期都对应着技术创新的浪潮，经济增长的周期等于技术革命的周期。长周期的上行期过程中，主导国先以技术革命的爆发带领自身经济的繁荣，而后这种技术随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渠道扩散到追赶国，使得追赶国可以快速发展。当追赶国和主导国差距缩小之后，也意味着这种技术红利的衰竭，于是我们也同时观察到世界经济整体水平的恶化，总需求受到冲击。而在恶化之后，长周期将进入一个对于原有技术体系进行倒逼的变革和改造，以及为下一代技术革命浪潮进行导入和孕育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主导国和追赶国的关系也将发生转化。从产业的角度，在这种变革和改造中，也为追赶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进一步跃迁提供了机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后日本，日本的工业化起飞结束与成熟转型发生在1960年代中后期，此时正处于以汽车和计算机为核心技术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周期之中，依靠计算机与汽车等技术创新助力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为日本工业化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60年代初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到80年代最新计算机处理系统地诞生，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能和美国相抗衡的电子计算机生产国，并且国内计算机产业的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另一方面，虽然遭受了石油危机的冲击，但在完成对于本土市场的垄断后，日系车借助危机成功打开了海外市场，10年时间市场份额扩充了近20倍。凭借汽车产业在欧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电子、化工等工业的飞速发展，日本的经济完成了工业化转型期的一次主导产业切换。 对于以信息科技、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第五轮技术长周期而言，大缓和时代的终结可以视为长波繁荣期向衰退转换的标志。在衰退期拐点的2-3年后，全球经济经历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长周期衰退的第一次冲击，随后债务危机、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世界经济结构问题逐一显现，可以看到长周期从衰退向萧条期过渡的特征。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于2009年以后结束起飞期、进入成熟转型期有其必然性，全球长周期的位置决定了追赶国的工业化进程面临较大的外部约束。但换个角度来看，在经济周期的衰退与萧条期，经济体“求新求变”的内生性动力得以孕育，会自发地推动技术的变革和改造，力图在下一代工业革命浪潮中抢占先机，这几年我们也明显看到了中国对新经济行业的扶持，旨在转型期升级中国主导产业群，卡位第四次工业革命。虽然目前仍不能断言新的长周期已开启，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升级仍将大幅改变主导产业群的结构，改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018年后，伴随着核心技术重视程度的上升以及对服务业过快发展、经济出现“脱实向虚”趋势的集体性反思，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出现了转型期三大新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工业行业集中度显著提高，企业大型化。这一趋势最早可见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伴随产能出清、央企重组与环保新标准（碳中和）等因素影响，工业行业集中度显著提高，重点工业行业整体市场结构从低集中竞争型向高寡占型移动，工业品市场利润与盈利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于政策限制性行业来说，企业主要通过指标购买、兼并重组的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对于充分竞争行业来说，龙头企业通过扩张产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以规模优势挤占中小企业；对于垄断竞争行业来说，龙头企业为巩固领先地位及提高综合收益，将倾向于吸收合并行业优势企业的方式提高行业集中度。 第二个趋势是研发型隐形冠军涌现，随着中国工业体系与分工日益成熟以及融资渠道的改善，行业已经逐步发育出深耕细作的“隐形冠军”，引领行业全要素生产力发展。这些“隐形冠军”对研发的投入远高于同行业，专注于细分行业，积累团队科研能力，并储备专利数量。通过研发投入，这些“隐形冠军”活跃于光学设备、触屏设备、高端铜合金材料、声学器件设备、半导体设备、激光切割控制设备以及电化学材料等细分行业，这些公司具有较强的进口产品替代能力，冲击国际巨头垄断，成为国产替代的中坚力量。 第三个趋势是国产替代，随着国外供应不确定性的宏观影响，以及国内产业链整体提升的趋势，企业降低成本需求的影响，国产替代将是未来10年的持续过程。随着国产替代厂商的成熟，以及广泛用户实践带来的行业口碑，在长期来讲会有很大的发展。同时，一方面国产替代在给科技型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将淘汰落后企业，促进行业迭代。 以上三大趋势构成了工业化转型阶段中国的基本现实，这些趋势的出现或源于市场自发，或来自顶层设计，或外部环境的倒逼，准确地把握这些趋势是我们探索、设计工业化转型长远模式的必要前提。 他山之石——工业化史经典案例中蕴含的路径逻辑 随着09年后中国逐渐进入工业化的转型期，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已经按照工业化一般规律进行演进，同时在“不变”的规律之外，全球长周期的技术特征以及中国自身的制度独特性，共同逐步塑造了属于中国的工业化走向成熟阶段的一般特征。在走向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必将向更深水区迈进的当下，仍需要结合当前中国所处的全球经济长周期的现实和中国经济自身的独特性合理的推导出工业化的选择路径。处在长周期下行期和工业化转型期的叠加期，对未来的迷茫在所难免，因此我们从工业化史上典型的落后国转型期案例着手，总结经验与教训，尝试找出适合中国实际的转型路径。 战后东亚模式——经济发展的两次重要转型期中的产业路径选择比较 日本：作为工业化追赶国，随着50-60年代持续引进和消化吸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并广泛地应用于工业部门的各个领域，进入60年代末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异已经显著缩小。在其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后，在高技术领域则遭遇了技术保护，同时在低技术领域则遭遇了东亚其它制造业国家的追赶；2、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的显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成本冲击预示了廉价资源和能源时代的结束，同时日本国内又面临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驱动而产生的环境约束。 1973年后伴随着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产业路径选择迎来了重要历史十字路口，面对技术引进限制和世界资源及能源格局的变化，日本开始对于高速增长阶段的重化工业主导模式和技术引进模式进行反思，在战略选择上做出转型期的重大调整——以资源能源消耗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化——以效率的提升替代能源以及资源的要素投放模式：1、在工业产品的升级以及投资模式的转变方面，表现为耐用消费品的“省能源化”，以及制造业设备投资中省能源化以及技术研发相关投资比重提升的转变——由扩大生产能力向增强生产能力的转变；2、在正确的技术路径的选择方面，产业选择上深度开发半导体、新材料以及集成电路产业，利用在自身转型期对于全球新技术产业趋势的把握，在80年代显著地提升了在全球集成电路市场的排位。 韩国：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落后农业国家。为迅速摆脱贫困，韩国政府效仿拉美国家开始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加上美国的经济援助，韩国的食品加工也迅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也为韩国未来的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和技术支撑。20 世纪60年代正值国际产业转移时期，韩国主动改变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贸易、金融政策，促进出口，甚至动员政府部门为外贸企业提供服务。这一时期，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到1970 年韩国GDP 比1964年增长了185%，被称为“汉江奇迹”。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80 年代继续下降到15%，第二产业逐年上升，80 年代达到41%。韩国的消费出口型战略成效逐步显现。 20 世纪70年代，由于劳动力短缺、出口竞争增强和贸易壁垒，韩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开始从完全的消费品出口导向转向资本品进口替代和资本品出口导向相结合战略。1973 年政府通过立法等形式调整经济发展重点，选择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转型，大力推进造船、电子、有色金属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产业发展，工业发展的重点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政府采取一系列贸易、金融、税收等政策，引导企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在产业结构上，轻工业的比重逐步下降，重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由此，韩国进入了重工业化阶段。20 世纪80年代，韩国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引导技术进步和创新由“引进、模仿”转向“创造性、自主性”发展，工业化发展重点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加大对精密仪器、电子机械等高新技术的投入，以此为契机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 纵观日韩工业化中的转型过程，虽然自然禀赋、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各有不同，但是日韩的工业化转型过程，在选择主导产业方向上，政府均起到主导作用，工业化水平与先进水平的差距越大，政府的干预强度越大，以实现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有效配置。而市场机制的反馈在后期推动了转型后产业结构的形成，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本国工业构成的比重。同时日韩都高度重视教育，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占GDP 的比重均位于世界前列。两国的科技发展都经历了模仿、引进到自主开发的过程，政府通过鼓励政策和法规计划引导企业自主创新，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本国自主科技的发展，最终走向科技强国道路。战后东亚模式以有规划下的产业政策、科技型产业投入、高人才培育力度筑就了日韩目前在全球重要产业链中的上游位置。 拉美模式——未完成的工业化转型 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进口替代模式下短暂的黄金期，在战后的1950-1980阶段，拉美将“进口替代”发展为工业化模式，在这一阶段制造业增速在大部分年份内高于经济的整体增速，符合工业化追赶国的一般特征；2、能源危机和债务危机工业化转折点。70年代的能源冲击与大幅举外债的背景下，随着美元周期的扭转与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拉美的增长受到显著冲击，应急之下，拉美国际普遍进入了80年代的扩大初级产品出口阶段与缩减制造业设备进口阶段；3、结构改革下的“去工业化”。90年代拉美国家进入了以开放自由贸易以及推动私有化为特征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被动放开进口替代阶段的贸易保护和产业保护，大量企业破产，制造业在GDP占比中止步于较低的比例，经济增速和制造业增速大幅波动，同时国内出现高失业和高通胀局面。 反思拉美国家目前工业化的窘境，早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中工业只面向国内市场，在初期推动虽比较顺利，但是没有融入到国际分工的同时也就丧失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无法出口创汇为本国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面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显著下降。本国制造业创汇薄弱和面对冲击的外债累积是一体两面；经历外部债务危机后，不得不全面改革本国产业，在开放和私有化的过程中不得不全面过早地面对竞争，最终处在初级阶段的工业体系进一步消亡，全面转向初级产品的生产；最后在由进口替代战略全面地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过程中，国家没有体现出对产业的保护和规划能力，产业和大型企业也多为国际资本掌控，在比较优势的原则下产业结构开始更多地向初级产品生产进行过渡，最终导致了产业降级和国家抗风险能力的丧失。对比拉美国家，东亚模式下日韩虽然也有过用“进口替代”发展为工业化的阶段，但都及时调整到了外向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为本国的投资和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创汇从而积累资金，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的过程中实现了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迁移的过程中，拉美国家沦为了初级产品生产国，重回比较优势的过程也是产业水平降级的过程，工业部门发展的持续落后以及设备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使得拉美模式成为工业化转型失败的经典案例。 德国模式——李斯特主义下的实业兴国赶超战略 德国是李斯特“实业兴国”思想的起源地与践行地。德国的工业崛起的两个区间分别是1870-1914左右（一站前的崛起）、战后1946-1973年（德国马克之崛起）以及欧元区时代德国工业强势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1870年代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取得了统一，在获得大量战争赔款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后，利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了重化工业的赶超。一战前德国已经成为了工业化和城镇化高水平的国家，而主导国英国在同一时期则按照分工原则向德国输出了大量资本从而造成了本国产业的空心化。二战后德国更是利用美国对于西德政策的转向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政策的赶超，在马克的国际化过程中，德国以“德国制造”为基础向全球输出马克；而在欧元推出后，德国的工业竞争力被进一步强化，在统一的欧洲市场中，德国消除了欧盟国家通过贬值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牢牢地掌控了本国的产业地位以及经济的增长动力。从早期工业起飞中的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到取得工业绝对优势后推动整个地区全面开放市场做贸易自由化的拥趸者，在对于李斯特主义的一以贯之的坚守中，不变的是德国持续地保持工业竞争力的理念。 与东亚模式相比，德国产业政策思路并不像日韩那么清晰，其产业政策的阶段性也并不明显，政府更重视对产业组织的引导和优化，依靠市场竞争选择支柱产业和外贸产业。从支柱产业的选择看，德国政府没有严格选定过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市场竞争的自发过程，政府在其中只是为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竞争的秩序性创造必要的制度前提并提供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但近年来随着德国在创新和科技上的领先优势的缩小，以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出台为典型代表的产业政策调整和国家战略转型反映了德国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实质的反思。德国政府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要将公共资金重点集中在汽车工业、钢铁和铜铝等非铁金属工业、化工医药业、机械设备及3D 打印、电子科技和计算机通信、光学和医学科技、环保和能源科技、航空航天、海洋经济和国防安全等九大重点高新技术行业，体现了德国持续保持工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新型战略性工业化——探寻转型期中国的工业化模式 在与经典的工业化过程的对比中，我们能看到中国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与美欧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根本区别，也即伴随全球化浪潮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进，中国制造业对于国际市场的渗透使得我国的工业化更多表现出扎根于共生模式之上的对外依存模式。这就使得日、韩等成功跨越转型期并且同样身处国际贸易环境国家的工业化特征，对于我国存在更大的借鉴意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一国的所有产业在产业政策上应该一视同仁的，但李斯特主义认为“任何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如何作最佳的分配也就自然成为一项优先的考虑”。换言之落后国需要差别对待不同的产业，以使国家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入于那些与国家利益契合更紧的部门，以实现战略性工业化。回顾工业化史中赶超国的经典案例，德日韩在工业化转型阶段都奉行了一定意义上的战略性工业化，转型成功的宝贵经验应当为我国的工业化转型所吸取，而拉美国家因过度信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工业化失败的经验应是我们未来工业化发展路径中着重避开的泥坑。 事实上，战略性工业化是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工业化类型，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对大国尤其是后发展大国来说，这几乎是一条向上攀爬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目前经济体量全球第二的大国，目前经济仍在高速增长中，潜力无限，但同样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大国，想要复制韩国、新加坡等小国完全和平崛起的故事机会是渺茫的，近三年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国际上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力量在增长。当前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体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主导国本来就享有各种特权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则落后国为改善自身处境而人为构筑比较优势实际上体现了另一种公平，这也是战略性工业化的意义所在。 传统的战略性工业化策略认为相比商业利润，工业化的产业选择应该更受政治—军事目标支配，与军事力量更具直接关联性的资本品工业才是重点产业。工业不仅是制造现代武器装备的基础，在经济上同样可以控制制高点。因此，国家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资本品工业，不仅能巩固国防，而且可以促进整个产业体系的技术升级，实际上是在世界体系中改善自身政治—经济处境的双重努力。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核心目的在于威慑力而不在战争本身，军事威慑的意义往往大于军事行动。在当前阶段全球孕育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以及国家间产业竞争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转型应该选择一条升级版战略性工业化的道路。既要把握传统战略性工业化的精髓——差别对待不同产业，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的顺势调整，助力和满足工业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的产业变迁诉求，又要准确把握技术革命中新产业发展良机，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做到“政治诉求——国家安全——技术地位”间的三维平衡，这就是我们文章标题中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 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主导产业选择 罗斯托认为，应基于“扩散效应最大准则”选择一国的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加速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1）后向效应（回顾效应），主导产业高速增长，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从而刺激这些投入品的发展；（2）旁侧效应，主导产业的兴起会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制度建设、国民经济结构、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等等；（3）前向效应，主导产业能够诱发新的经济活动或派生新的产业部门，甚至为下一个重要的主导产业建立起新的平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新主导产业群会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经济的结构，因此新型战略性工业化下的主导产业应该同时具有行业覆盖广、产业链长、产业扩散效应强的共性特征。 顺应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现实以及出现的新趋势，在主导产业选择上，我们认为从新型战略性工业化的内涵出发，结合当前阶段部分领域活跃的技术革新以及组织制度变革，所衍生出的值得关注的产业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在发展科技创新战略与塑造升级的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应顺应主导产业构建的规律，选择产业链长，前向与后向效应显著的相关产业，注重在释放需求过程中实现技术的外溢，以军民融合为代表的硬科技行业首当其冲；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为满足新产业日益变化的新需求，配套基础设施需要先行，满足新产业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化的需要，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建行业需要先行；在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能源技术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已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全球分工中占据重要位置，未来这一趋势需要继续扩大；在遭遇芯片断供，国内半导体行业发展被蓄意“卡脖子”的背景下，半导体行业发展自主可控迫在眉睫，需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重点扶持，与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差距。 以军民融合为代表的硬科技产业 2016年3月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部署基础、产业、科技、社会服务等8大领域军民融合建设重点任务，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列入十九大报告并写进党章。军民融合的创新发展满足国家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双赢式的发展要求，是我国以创新驱动制造强国建设浓墨重彩的一笔。军民融合战略一方面是逐步破除军和民二者间藩篱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实施制造强国的有效手段。 军工领域行业覆盖广，产业链长，产业扩散效应强。目前中国军工行业的基本分类主要包括六大类别，即：核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工业、兵器工业和电子工业这六个大类别。随着近年来武器装备现代化不断推进，以上六大行业已经涉及电子信息、精密仪器、先进材料和测控技术等诸多领域，并且各领域内部之间也开始交叉渗透，产业链覆盖愈加广泛。 军工科技向来存在溢出效应，由于军队更看重性能，因此大规模国防订单可以为没有经济效益的潜在民用技术买单，随着技术进步与成本降低，民用领域需求随之爆发。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巨额的国防研发投入一度使军用技术引领民用技术发展，军用技术外溢至发动机、计算机、核能、半导体、GPS 和互联网等领域，奠定了美国在这些行业中的领导地位。但近年来随着民用技术开始在部分领域取得领先，军民之间技术流向出现了双向交互融合的特征，逐渐成为了新的主流发展模式。 我国是为数不多的有着独立完整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十四五”规划国防政策由过去的“强军目标稳步推进”转变为“备战能力建设”，进一步确认了我国从军工大国向军工强国迈进的方向。随着科技的发展，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交叉重合度越来越高（重合度达80%以上）。2017年国防科工局发布的《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提到两个工作重点，一是推动重点区域军民融合率先突破，二是深化民参军，推动军工开放发展。近几年各自代表领域有：军转民方面，北斗导航的军民两用布局进一步加深，有望保持较高景气度；民参军方面，通航领域的发展为军工特种机的研制奠定基础，大飞机国产化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提高核心装备国产化战略的实施。未来军民融合将围绕先进材料、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与环保、应急救援及公共安全等6 个技术领域继续深化。 军民融合中我们重点看好军用需求广阔、民用潜力巨大的三大科技赛道。 1 新材料，包括高温合金、碳纤维等。新材料的发明与应用是重大技术突破和新产品研制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军工行业、民用制造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基石。新材料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包括具有独特的声光电热磁等性能的金属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新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智能材料，这些新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是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不断发生变化的。基于军工行业的新材料我们建议主要关注高温合金、碳纤维两块，高温合金是推动航空发动机发展最为关键的结构材料，重量占发动机的40%-60%以上，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多次强调要推动高温合金领域的攻关，加快高温合金领域的突破；碳纤维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理化性能，具有轻质、高强、高模的特点，是火箭、卫星、导弹、战斗机和舰船等尖端武器装备必不可少的战略新兴材料，长期被发达国家出口禁运。以高温合金、碳纤维为首的新材料军用需求广阔、民用潜力巨大，前向效应突出，是实现中国工业再次飞跃的基础。 2、军工电子，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模块是我国制造业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其性能直接影响各类工业装备、终端产品的性能与可靠性，尤其是高可靠领域，对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模块的性能、质量等要求更高。2018 年以来，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美国针对中国部分企业及相关产品实施制裁，覆盖航天、航空、通信、电子、机械等多个领域，并开始限制关键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模块的出口。随着外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聚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以及“培育壮大核心电子元器件等产业水平”等目标，力图推动我国核心电子产业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进程。根据工信部发布的《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预计到2025年我国电子元器件销售总额需达到2.1 万亿元，而当前我国也处于国防信息化加速建设期，2010-2019 年期间我国军用电子市场规模由819 亿元上升至2927 亿元，CAGR 为15.2%，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军用电子市场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到2025 年或可突破5000 亿元，约占全部销售额的1/4。我们重点推荐关注MLCC 、钽电容以及被动元件电阻、电感。 3、通用航空平台，最典型的就是大飞机，是标准的军工科技溢出行业，具有明显的后向效应。大飞机不仅是现代高新技术和国家工业文明的高度集成，还能够带动新材料、先进制造、航空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计算机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拉动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熟，其技术扩散率高达60%。大飞机不仅是一个产品，更是一个平台，大飞机研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全生命周期内不仅涉及设计、制造、试验试飞，亦涉及庞大的配套产业，产业链中，不仅包括飞机设计集成、总装制造、市场营销、客户服务和适航取证等环节，也包括配套供应链中如航空发动机、航电机载设备、航空新材料等领域，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战略意义重大。伴随国产大飞机未来的批量交付和行业国产化率提升，未来产业链有望持续受益。 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建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再次重点提及加强新基建支持经济反弹与增长。在今年出炉的十四五规划中，新基建作为国家重点战略发展方向涵盖其中，预计未来十年将持续受益于政策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其中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四个领域是新基建的内核，行业覆盖广，产业链长，同时具备后向效应、旁侧效应以及前向效应三大扩散效应的特点。 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是未来社会的血管，生态体量庞大，产业联动与协作紧密。5G产业链可分为上游（支撑层、基础层）、中游（传输层）以及下游（应用层、潜在场景层）。上游产业主要包括芯片市场、光器件市场、射频器件市场；中游产业主要包括基站市场、传输设备市场、基站天线市场；下游产业主要包括运营商市场和终端设备市场，以及潜在的场景应用市场，包括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的结合从而衍生出的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物联网、智能医疗等带来生活便利的丰富场景。从产业周期角度看，5G技术的的推广建设将依次惠及网络规划、芯片厂商、基站建设、终端设备商等产业链上的重点环节。作为未来数字化经济的基础，5G的快速发展，将激发各领域加大数字化投资，加速 ICT 资本深化进程，甚至为新的产业建立起平台。目前国内5G 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截止2020 年底，已开通5G基站数达71.8 万座，5G 网络已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及重点县市。根据《“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 年，建全国成基本覆盖全国的5G 网络，预计需要5G 基站500-550万座。 数据中心（IDC）是数字经济的心脏。数据中心通过采购上游制冷、配电、网络等设备为下游客户的IT设备提供环境稳定的场所、24小时运维服务、安全防护以及增值服务，下游客户主要由大型云厂商、互联网公司、金融客户等组成。智研咨询数据显示，受益于数据量与数据流量的持续爆发，近年来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张，2020年中国数据中心行业规模达到1958亿元，2015～2020年CAGR～30.4%，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新冠疫情以来，科技防疫、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电商等下游应用领域快速发展，带动IDC 行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全球在线数据流量持续增长并未改变的背景下， IDC板块以及上游产业链具备中长期的战略扶持价值。 工业互联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智能制造时代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平台，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感应技术以及互联网连接融合，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并最终将人机连接，结合软件和大数据分析，重构全球工业、激发生产力。作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下的新型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的本质是数据的流动、分析和再造，是工业智能化发展的核心信息基础设施，也是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和重要途径。目前工业互联网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由于未来市场空间广阔，制造企业、ICT企业、自动化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各类型企业纷纷进场布局。通过系统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形成人、机、物的全面互联，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互联互通，工业物联网的发展将推动形成全新的工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 人工智能将是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助推器。人工智能技术从广义上来看正是一种通过算法模型对数据的处理方式，以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为代表，从根本上提高系统建模和处理复杂性、不确定性、常识性等问题的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制造行业大数据分析能力与效率，为解决各领域诊断、预测与优化问题提供得力工具，进一步扩大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可解工业问题边界的深度和广度。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业数据智能分析支撑工业互联网实现数据价值深挖掘，强化了工业企业的数据洞察能力，成为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环节。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不断结合，或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助推器，智能手机、智慧城市、智能机器人、3D打印、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实现的写稿机器人、智慧物流机器人、配送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机器换人”在制造业生产流水线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正逐步助力我国向工业4.0中对智能工厂实现大数据分析、业务流程集成改造迈进。当前国内人工智能主要应用于城市治理和运营、互联网与金融等领域，制造业在人工智能市场份额中仅占到5%。随着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共同被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畴，以及工业领域多样化的场景需求引导，预计未来五年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将更为广泛。 新能源与新能源车：双碳目标下的转型支柱 在全球新一轮能源体系革命中，我国顺应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加快能源革命的步伐，打造了先进能源技术的竞争力和低碳发展优势。2014年中国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包括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以及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中国能源转型也以此为战略指导，开始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2021年双碳目标正式写入十四五规划，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路线逐渐清晰，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 70%的背景下，依靠碳中和战略抢占清洁能源制高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新能源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将具备长期的战略意义，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在国内发展壮大则体现了能源与材料的革命对成熟行业（汽车）的重塑。 能源革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的必然要求。从能源系统的角度看，实现碳中和要求能源系统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实现能源体系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电力的绿色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的基础。由于电力“标准化”和“可控化”，具有极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清洁的用能方式，毫无疑问是工业化转型进程最好的助推器，能源结构向全面电气化转型是目前实现碳中和成本最低、最为成熟的技术路径。当前国内绿色电力以水电为主，不过2010年后风电与光伏发电量大幅增长，2020年国内风能、光伏发电量合计占比已从2011年1.58%提升至2020年9.54%，未来空间非常广阔。 风电、光电有望成为绿色电力供应主力。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发电成本大幅下降，风、光发电可成为绿色电力增长主力。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和供应链竞争已经推动风光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平价上网正走进现实，未来十年仍有较大降本空间。2010年至2019年，全球光伏发电加权平均LCOE从0.378$/kWh迅速下滑至0.068$/kWh，降幅高达82%；全球海上风电LCOE从0.086$/kWh降至0.053$/kWh，下降38.4%；陆上风电LCOE从0.161$/kWh降至0.115$/kWh，降幅达28.6%。自2010年起，中国光伏和风力发电装机容量高速增长；2020年我国光伏和风力发电装机规模占全球的比例分别为37%和56%，2020年我国新增光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100GW。IEA预测，中国光伏和风能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9%提升至2040年的24%，其中光伏发电潜力更大，有望在绿色发电中占据主导地位。 新能源车：中国有主导力的支柱行业。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布局极早， 2009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汽车产业振兴规划，首次提出新能源汽车战略，此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密集出台，产业发展思路日益明确。得益于中国电动车领域“纯电驱动”产业路线的制定、政策补贴及汽车限购政策，中国在道路交通的电气化上进展迅速。2015年后，在政策推动下，中国新能源车高速发展，全球占比迅速提升，2020年占比54%。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几乎实现了对于全行业上、中、下游的全覆盖，技术的发展带动上游锂矿开采的加大，中游锂电池、充电桩的不断渗透以及下游新能源整车对传统汽车行业的颠覆改造。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带动整体产业链的不断扩容，产业链各环节均处于高度景气状态之中，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全面、最核心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产业链各环节均涌现出了世界级龙头，特别在电池和电池材料环节，如电池（宁德时代）、负极（璞泰来、贝特瑞）、隔膜（恩捷股份）等，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新能源车行业都能保持世界级的竞争力。 半导体：设备与材料 2018 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半导体技术主导国频频向中国企业发起制裁，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下令拒绝中兴通讯的出口特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出口电讯零部件产品；2019-2020 年间，美国多次对华为进行制裁，从最初的禁令名单限制到最终完全限制华为向第三方采购芯片，一系列制裁迫使华为芯片断供，手机业务分拆。此外，美方更进一步升级对中芯国际的制裁，严重限制了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发展，国内半导体产业链发展遭遇蓄意“卡脖子”，行业发展自主可控迫在眉睫。 随着半导体行业定位上升至国家战略，国内政策、资金持续加大力度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行业进入景气周期，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行业开启新一轮资本开支周期，设备、材料投资加速，而2020年开始的芯片海外断供事件加速国内企业对于半导体及供应链国产化的重视，产业持续东移，国产化率提升，未来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国产化空间广阔。随着摩尔定律放缓，国内半导体厂商快速追赶。以中芯国际、华虹等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在成熟制程领域市占率持续提高，先进制程进展较快。主攻存储领域的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等，在部分领域已实现技术追平。国内厂商崛起叠加解决材料“卡脖子”必要性，设备、材料国产化进度加快。 未来十年半导体行业乃至半导体设备领域将长期结构性走强，半导体行业需求历史首次与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消费者行为增长脱钩，并逐步挂钩设备、服务器、汽车终端、手机终端。据美国应用材料AMAT的2021Q2业绩说明会透露，目前正处于第四波计算浪潮-经济全面数字化，也是最大的一次科技技术转变的早期阶段，到2025年，机器将产生99%的数据，而人类产生数据只占1%。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将会围绕高效电源管理、高运算性能、高性价比等领域，制程进步的基础也将转向新材料、新结构、新的芯片互连方式、新工艺和新微缩方式的创新与应用，对于先进制程的芯片需求也将提高。未来3年在成熟制程芯片紧缺带动的产能扩张下，国内会逐步优化成熟制程的供应链体系，完善的供应链带来成本优势，可助推全球成熟制程芯片订单在中国区域的集中，形成一定的客户粘性，先进制程芯片制造订单也会逐步放量。 目前半导体设备中，国内厂商在前段设备竞争力较强，刻蚀设备、清洗设备、去胶设备、CMP、PVD、热处理均有国产品牌已进入国际主流供应链中，而后段设备中，国产品牌主要聚焦在国内较为成熟的电源管理芯片测试设备和模拟及数模混合测试系统等领域，而在核心的SOC和Memory芯片测试设备领域仍主要依赖进口品牌。半导体材料上，目前封装基板、引线框架等封装材料、靶材、CMP抛光材料国产化进度相对较快，掩膜版、电子气体、湿化学品、硅片部分产品已实现批量供货，光刻胶主流工艺产品尚未突破，高端晶圆制造材料主要被欧美及日韩企业垄断。随着半导体产业向中国转移，配套产业链逐步成熟，未来设备、材料进口替代呈加速趋势。 风险提示：技术路线选择风险；地缘政治风险。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分析师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 本报告发布的特定客户包括：1) 基金、保险、QFII、QDII 等能够充分理解证券研究报告，具备专业信息处理能力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2)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其可参考使用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可能以本报告为基础，整合形成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建议或产品，提供给接受其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客户。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或渠道向除上述特定客户外的公司个人客户提供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客户从任何外部渠道获得本报告的，亦不应直接依据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作出投资决策；需充分咨询证券投资顾问意见，独立作出投资决策。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损失等。 本报告内含保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阁下作为收件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直接或间接复制、派发或转发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任何其他人，或将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发表。如发现本研究报告被私自刊载或转发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及时采取维权措施，追究有关媒体或者机构的责任。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统称“中银国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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