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固收|宏观】经济发展模式之德国模式篇——发展模式只能借鉴不能拷贝系列(一)

（以下内容从华泰证券《【华泰固收|宏观】经济发展模式之德国模式篇——发展模式只能借鉴不能拷贝系列(一)》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张继强 S0570518110002 研究员 张大为 S0570119080165 联系人 吴 靖 S0570121070124 联系人 报告发布时间： 2021年08月25日 摘 要 核心观点 德国模式具有社会福利制度完善、制造业强、技术工人充足、社会市场经济、银行主导、依赖外贸等特征，企业、政府、居民、金融以及海外部门相互促进，助力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模式的运行与其自身的劳动力短缺、区域均衡等要素禀赋以及社会市场经济、保守主义、稳定思想等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德国虽然制造业强大，但也面临着低生育率、前沿产业落后、突破式创新不足的问题。我国与德国的资源禀赋和社会历史背景均不同，整体运行模式不可照搬，但细节性政策仍可借鉴。 德国模式的运行机制 总体而言，德国模式的经济结构更为稳定，财富主要存于居民。居民经过双轨教育培养从事技术岗位或者研发岗位；专精生产某个零件的小型隐形冠军企业和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大型跨国企业进行价格和资源协调，对外形成了一个大型联合体并在整个全球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其一部分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居民，一部分以企业税的形式上交政府，再通过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再分配，还有一部分留存企业供教育和科技创新投入。德国证券市场并不发达，银行间接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大型垄断企业通过产融结合的形式、小型企业通过关系型融资渠道获得较为稳定的融资来源。 德国模式的深层次背景 从劳动力禀赋来看，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使得德国在发展新产业时面临较高的人力约束，德国产业总体而言相对更加稳定；劳动力短缺使得德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且有限的内需使其需要依靠海外市场消化产成品，德国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复杂的技术和生产能力，造就了德国产业在中游行业的高技术水平。从地理禀赋来看，德国均衡的城市、企业、工人、薪酬、教育、医疗分布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社会市场经济理念、保守主义和稳定思想也是德国模式的重要原因。 德国模式的主要问题 从人口来看，德国形成了制造业高工资+人才相对富集以及服务业低工资+人才匮乏的局面，加剧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叠加幼托基础设施差、生育后女性被迫从事兼职工作等因素，低生育率成为德国经济的顽疾。从产业来看，德国虽然具有强势的传统制造业，但完整地错过了互联网技术革命，在前沿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方面劣势明显，其科技创新多为汽车、电气、化工等传统工业的渐进式创新，而在信息技术、新能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式创新相对匮乏。双轨制教育、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稳定的制造业岗位和社保机制都成为其前沿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 德国模式的可借鉴之处 各国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国情，经济发展不可照搬只可借鉴，德国模式存在如下可借鉴之处：（1）在德国制造业立国的战略基础之上，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才是硬道理。（2）积极发挥政府作用：为全体居民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通过需求端以及供给端的综合措施稳定房地产价格；通过产业政策、资金支持、行业标准、外贸服务等措施助力企业发展。（3）金融体制上，培育中小隐形冠军企业，发挥地方性银行等基层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的作用；（4）教育制度上，坚持以高等教育为重，但可以借鉴德国模式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和职业人才素质。 风险提示：德国低生育率问题难以解决、疫后财政赤字问题。 正 文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美国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近期德国模式成为热点问题，各界出现了抛弃美国模式、学习德国模式的声音。那么，德国模式对我国是否真的适用？美国模式又有哪些不利？日韩模式又是否有借鉴意义？我们首先立足于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以及日韩模式的运行逻辑与表现形式，然后对其模式的深层次背景以及其局限性进行讨论，并将中国的国情背景与德美日韩进行比较，从而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德国模式的运行机制 提到德国模式，存在一些典型的特征如社会福利制度完善、制造业强、技术工人完备、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银行主导、依赖外贸等等。但德国模式中各组成部分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各部门间相互促进循环，形成了德国模式，并帮助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 德国模式的运行机制包含五大支柱部门——向经济提供劳动力、内需以及资金的居民部门，以行业联盟为核心的企业部门，制定经济规则并提供公共品的政府，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系统，提供原材料和消化制成品的海外市场。在行业联盟和政府的组织下，具有合适才能的居民经过双元教育培养从事技术岗位或者研发岗位。企业主要分为两类，专精生产某个零件的小型隐形冠军企业和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大型跨国企业。在行业联盟的组织下，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进行价格和资源协调，从外部看来，整个德国产业形成了一个大型联合体，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和垄断带来的议价权。从而，德国企业可以在整个全球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其一部分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居民部门，一部分则以企业税的形式上交政府，再通过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再分配，还有一部分留存企业供企业对教育和科技创新进行投入。 相较于英美，德国居民更多通过工会以劳资共决的方式参与企业治理。这一方式有利于底层的工人参与决策，反映了德国上下所坚持的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德国证券市场并不发达，银行间接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对于大型垄断企业，德国银行常常与之深度绑定，产融结合为主要形式；对于小型企业，大量的合作社和区域银行为其提供小微贷款，中小企业也能获得较为稳定的融资来源。总体而言，德国模式（莱茵模式）相对美国模式而言，其经济结构更为稳定，财富则主要存于居民。 支柱一：企业部门——中游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现代服务业落后 企业部门是德国经济的核心，关于我国是否要学习德国重视制造业正被市场广泛讨论。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企业部门是德国经济的心脏。 从产业结构上看，德国经济的占比仍以服务业为最高（69%），但制造业占比（23%）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相对领先。比较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发展中经济体更多作为制造基地的角色而存在，其制造业占比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中，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到20%以上，相对领先，而美国、英国、法国的制造业占比均在15%以下。具体来看，德国制造业又以机动车辆、机械设备、化学品及药剂制品、金属制品等偏中游行业为主。 从制造业质量上看，德国凭借其高端制造业形成了“反微笑曲线”，通过产业链中游的位置获得了更高的利润率。传统的“微笑曲线”理论认为，处于产业链两侧的行业一般附加价值高，利润空间大；而处在产业链中间位置的加工、组装、制造等行业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低，利润微薄。但德国和日本产业链均依靠中游的制造业位置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呈现出反微笑曲线的形态，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制造业具有较高的科技投入和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具有更高的管理水平，最终使得德国制造享誉全球。 服务业方面，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发达而生活性服务业相对落后。总体来看，德国服务业总产出中有近半作为生产活动的中间投入，另一半则服务于最终需求（消费等），从全球来看，德国服务于最终需求的服务业活动占比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此外，德国服务业主要以运输仓储、食宿、批发零售、公共管理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电信、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产值占比较低。 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家族企业是德国经济的心脏。根据Stiftung统计，2016年德国家族企业占据了德国企业总数的90%，同时占据了58%的总雇佣比例，在总销售中的比例为52%。从分布行业来看，根据Die Deutsche Wirtschaft统计，2020年全德前1,000家族企业中，56%可以归类为工业企业，27%属于服务提供商，另17%为零售商，分布公司最多的行业分别为机械工程（50家）、汽车（49家）、汽车贸易（44家）和电气工程（33家）。从分布地区来看，德国的家族企业分布十分分散，2020年排名前1,000家家族企业分布在565个城市，相对来说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265家）、巴伐利亚州（202家）和巴登符腾堡州（198家）。家族企业经营相对更加稳定，从而保证了制造业的渐进式创新、产品质量以及其在融资方面的优势。 从企业规模上看，大型全球企业和中小型隐形冠军是德国家族企业的两大支柱。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塑造了很多驰名全球的品牌，如大众、奔驰、宝马、西门子、贝塔斯曼、博世等，形成规模化生产并不断推进渐进式创新，以维持在各自领域的竞争力。此外，德国还有一批极具活力的行业隐形冠军作为支柱。这些公司通常只在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很小的专业领域发展，一方面，隐形冠军企业专注于一个行业精益求精并不断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其产品具有较高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企业能够替代其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地位，使其在经济萧条时仍然能够维持韧性。 从企业支持机制上看，三大制度为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劲支持： 第一，遗产税制度保护了家族企业财富。德国遗产税法规定，亲属之间财产转移根据亲缘关系可以享受2万欧元至50万欧元不等的免税额，如果家族企业继承者持续经营10年并且保留一定高级管理职位，将免征遗产税。遗产税改革令中小企业和家族企业在换代时不至于大失血，从而有利于中小家族企业长远发展，也在融资端给予足够的支持。 第二，商会和协会协调行业发展，将德国大小企业组成行业联盟。德国商会是企业之间的互助组织，有公法地位，辅助政府开展工作，每个德国企业都被强制要求加入商会。协会是私法法人，代表企业的利益，企业可以自愿选择加入。德国的商会和协会有几大重要使命：（1）商会担任双元制教育中职业培训部分的主管机关，负责培训的监督和考核，协会则负责提供信息、咨询和培训服务。（2）协会负责制定行业标准，确保大小企业的产品均符合质量要求，可以互相适配，同时保证了德国产品的质量与口碑。（3）在对外经贸领域，商会和协会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为后者提供信息和举办展览等。（4）商会和协会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帮助吸收和普及新技术，提高产品竞争力，并根据薄弱环节向政府提议采取针对性措施。（5）商会和协会还是担保银行的发起人和出资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第三，劳资共决制度维护了雇主与雇员的和谐关系，保护员工权益同时减少罢工，提高了德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德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倾向于协商和双方做出让步，不仅仅是工人代表与雇主平等对话，很多议题必须经过工人同意才能实施，这些议题包括工资、企业经营的市场、新建筑的建设、工作流程和新技术的实施等。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压缩经理层权利，使得德国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差距变小，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层、员工、股东三方制衡有助于减少代理人风险，从而保护整个企业和股东的利益，提高了员工忠诚度，员工罢工十分稀少，同时避免了通胀和工资赛跑的局面，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支柱二：政府部门——大政府模式引导经济社会发展 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自由竞争与政府控制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也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为“政府引导型市场经济”。德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收支进行收入分配，并为其他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品，另一方面，为市场竞争制定规则秩序。 财政收支方面，德国是少数能够实现财政盈余的国家。与欧盟主要国家相一致，德国奉行高财政收入和高财政支出的财政模式，政府在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具有更高的财政纪律，在财政支出方面更为谨慎和克制，因此能够长期实现财政盈余。 财政收入方面，德国税负相对较高，通过向高收入阶层以及企业部门征税并向居民转移支付是德国财政的主要模式。2020年，德国个人平均税负为18.8%，企业平均税负为28%，均高于美国（16.8%、19.7%）以及OECD平均水平（15.14%、21.6%）。德国的税收制度有助于实现富人财富向穷人的再分配，对于缩小德国贫富差距起到一定作用。 财政支出方面，除去国防开支外，德国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研究、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内政建设家园、卫生、家庭事务等）三大部分。 第一，德国拥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德国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拥有较为完备的福利制度，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相对更大。特别的，德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体系覆盖面方面更为广阔，社会保障项目包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住宅补助、子女补助和教育补助等不同层次，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成员。福利制度对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是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居民幸福感得到提升，同时减少了罢工现象，维护了生产秩序；二是吸引了海外人才定居，有助于解决德国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三是明显缩小了贫富差距，社会更加稳定。 第二，德国的教育制度与其制造业为重的经济结构相一致。政府对教育制度的引导一方面体现在双轨制教育制度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公共教育开支的投入。德国是最早开展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国家，义务教育在不同地区有12-13年不等。从中学开始，德国政府根据学生的能力提供双轨制教育，以确保学生能最终进入他们喜欢且能胜任的岗位。此外，德国政府每年为教育投入大量经费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及公立大学均不收学费。2017年，德国公共教育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7.4%，高于同时期英国、法国水平，但低于美国。 第三，德国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德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例如排名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密度（2019年为369公里/万平方公里）。德国政府在基建投融资和项目管理中居主导地位。项目投资方面，非经营性项目中，对于全国范围的项目，例如州际高速公路，由德国联邦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而对于城市公路和地铁等一般基础设施则由地方政府出资。对于可以收费的经营性项目，如自来水、燃气、污水处理等，德国政府通过特许经营代理的方式保证政府目标的实现。企业管理方面，在政府投资的企业，政府会派出代表参与监事会以确保企业履行职责，对于私人企业则一般放开竞争，要求企业自身努力获取合法利润。定价方面，德国政府不牟利，但尽量减少负担，同时实现环保等政策目标。尽管预算紧张，德国政府仍然以成本为基础制定价格，保证水、燃气和公共交通都能以低价供给居民，降低居民的生活压力。为保护环境，德国政府对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实行高额收费政策，以抑制居民有害垃圾投放量。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宜的基础设施价格推动了经济发展。一是统一了全国市场，德国的各地区发展均衡，跨城市交通建设将各个城市连接起来，促进了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带动了采矿业、制造业、金融业的发展。二是降低了生活成本，2019年德国的生活成本排名世界第29位，低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三是城市规划合理协调，德国城市化程度达88%，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和规划有助于减少冗余建设，提高使用效率。但与传统基础设施较好相对应的，德国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相对落后。 除了直接的财政支出之外，政府也通过制定政策规则等方面引导经济和产业向政府目标发展，对产业发展和房地产金融等起到关键作用。产业政策上，德国政府一直在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出台了众多如鼓励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制造企业专业化发展等政策，并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德国政府对于德国制造的发展功不可没。 特别的，在房地产领域，德国政府在稳定房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需求端，德国政府倡导“租房为主、购房为辅”的观念，通过抵押贷款价值（MLV）的贷款评估机制阻断房价上涨与房贷扩张的螺旋式循环，通过高额的房地产税抑制投机需求，通过政策强制引导稳定租房和住房价格；供给端，德国政府提高住房供给，尤其是廉租房公租房供给，较好地维护了德国房价的相对稳定。 支柱三：居民部门——贫富差距较小与双轨制教育 人口数量：德国在人口总数方面领先其他主要的欧洲国家。二战后大量人口从东欧迁移到德国地区，使得德国人口大大增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德国总人口8324万人（英国6722万人、法国6731万人、意大利5955万人），人口密度233人/平方公里（英国276人/平方公里，法国123人/平方公里，意大利197人/平方公里）。 人口分布和收入差异：德国人口和城市分布较为平均，居民贫富差异相对较小。得益于城市基础设施优良且州际道路发达，德国人口分散居住于各中小城市。全德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有4个，分别是柏林（367万人）、汉堡（185万人）、慕尼黑（148万人）和科隆（108万人）。严格来说，德国没有一二线城市之分，教育、医疗等各类资源分布平均，企业总部星罗棋布，例如拜耳集团总部勒沃库森人口20万、大众总部沃尔夫斯堡人口12万、奥迪总部英戈尔施塔特人口13万。在产业分布、人口分布以及社会福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德国居民部门基尼系数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更小，显示其贫富差距问题相对更为温和。 人口质量：德国的人才素质较高，表现在较多的研究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支撑起制造业的发展。教育分流与双轨制教育是德国保持人才素质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德国教育全面且灵活，可以将学生根据兴趣和才能分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最大程度发挥居民潜力，提高教学效率。 双轨制职业教育为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助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减少了结构性失业。双轨制教育是德国教育的特殊模式，在研究型教育之外，存在以专业技术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职业教育系统，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完成理论和技能培训，使得学生在毕业后能直接走上对应工作岗位。双轨制教育中，政府、企业、学校紧密合作，由地方职业中心和商会负责组织和协调，政府和企业拨款大约1:2，企业提供学徒需求并安排学生直接到工作岗位实习，学校负责提供教学场地、文化课程和基础专业课程。双轨制教育帮助企业节省了招募成本，提高了入职员工的稳定性和忠诚度，同时减少了由于学校教学和实际需求脱节导致的结构性失业。 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是德国面临的两大人口问题。1950年以来，德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提升，据Visual Capitalist估算，2020年德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接近30岁以下年轻人口，到2060年，将有40%的人口年龄大于60岁。德国政府采取包括结婚减税、生育奖励等方式刺激生育，但效果并不理想。德国政府尝试引入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据OECD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有超过2100万人具有移民背景，占人口总数的26%，比2018年增长2.1Pct。大部分移民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占移民人口65%，来自亚洲的移民及其后代占22%，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大批战争难民。移民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劳动者队伍，但是带来了更多社会问题，一是教育水平较低导致无法适应工作环境，失业率高，二是存在文化冲突和种族排外问题，时常发生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暴力事件。 支柱四：金融部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德国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主导。德国银行资产/GDP比重明显高于美国，而股市总市值/GDP比重明显低于美国，且低于同在欧洲的英国和法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可以为风险较低的制造业行业提供较为稳定的融资来源，有利于大型跨国企业和小型隐形冠军的稳定经营，但对于具有较高风险的初创型企业，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这也是德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综合银行资产和股票市值来看，德国金融业整体并不发达，与其增加值中金融业占比较低相一致。 对于大型企业，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融合形成的产融型企业集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的德国，银行和公司在股权和人事上有交叉，银行不仅提供贷款，还会派出员工担任企业高管，企业有时也会反过来入股银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形成康采恩产融型企业集团和大型财团，如德意志银行集团为核心的财团（包括西门子、戴姆勒-奔驰、曼奈斯曼等）控制了德国的电器、钢铁、机械制造业等部门。尽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德国企业的融资渠道有所拓宽，部分大型企业也会选择上市融资，大型银企联合逐渐被削弱，但历史建立的银企关系仍然存在，银行融资在大型企业融资中仍然占据重要的比重。 中小企业何以获得稳定的融资？关系型借贷为中小企业提供稳定融资。在德国，大部分经济促进项目都是通过主办银行（即中小企业日常的往来银行）来处理的。主办银行在日常辅导业务中告知客户运用公共促进资金的可能性，如果符合条件，则中小企业可以直接向主办银行提出申请，主办银行预审通过后将申请材料转给促进银行审批。审批通过后，促进银行将资金划拨主办银行，再由主办银行转给申请人。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主办银行负责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及本金和利息的收取。由于主办银行深入地方，对中小企业和本地区经济情况的了解好于促进银行，这一操作既方便了银行的风险管理，也使得中小企业能接触到更多资金。 支柱五：海外部门——高度依赖海外市场 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当前，德国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德国无论在资源禀赋还是在国内市场方面都相对有限，因此需要依靠海外市场提供原材料，也需要海外市场消化产成品，其国内部门通过高端制造环节仍取得了较高的附加值率。德国的出口与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相一致，汽车及零部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是德主要出口产品。 德国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为联邦经济能源部，不同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商会协会、保险公司、银行等为商品出口发展提供支持。例如，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负责提供包括驻在国经济发展形势、行业趋势、商业实践、法律和海关规定、项目招标信息、当地企业合作意向等方面信息。德国联邦政府委托保险公司为德国企业提供国家出口信用风险担保，保护德国企业在向高风险国家出口或直接投资时免遭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德经济能源部与德经济展览业协会（AUMA）落实促进德国企业赴海外参展。 德国模式如何促进科技创新 德国制造业是德国模式的核心，德国制造业占比在全球发达经济中相对领先，且保持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德国企业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其领先领域内的渐进式创新，通过在汽车、电气、化工等行业的不断深耕，牢牢占据了相关行业产品的最顶端，在全球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德国制造业的创新动力来自于五个支柱的支持： 首先，从企业部门自身来看，德国企业家族企业占比高，使其制造业相对而言更为稳定，有利于获得稳定的融资并开展创新活动；从创新主体来看，大型跨国企业整合资源进行规模化生产，并通过企业研发投入在各个制造环节提高技术水平；而中小型隐性冠军企业在各自的细小领域内深耕，也能取得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更进一步地，德国企业部门存在特殊的协会商会制度、劳资共决制等制度支持，为企业发展助力，使得制造业企业的盈利增长与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从居民部门来看，居民部门通过双轨制教育一部分成为高端工人、另一部分成为研究型人才，德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较高，有利于企业开展科研活动。且德国相对美国更小的贫富差距有利于维护整体社会以及产业的稳定，工人在企业中兢兢业业工作，并完成企业安排的研发活动。 从政府部门来看，德国政府重视制造业发展以及制造业创新，出台制造业支持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制造业企业及其创新能力给予支持。同时，德国外贸主管部门积极参与国际协调，为德国制造提供包括咨询、担保以及展览等全方位的服务，有利于增强德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 从金融部门来看，大型企业通过产融结合的形式与银行深度绑定，有利于获得稳定的资金以支持其自身的研发活动，而小型企业通过特殊的关系型融资渠道也能获得相对稳定的融资，便于开展创新活动。但银行对于风险的偏好相对较低，企业多从事风险更低的渐进式创新活动，而对于具有较高风险的突破式创新活动，德国金融市场的支持则相对有限。 从海外市场来看，欧盟国家为德国提供大量移民劳动力，同时为德国制造提供广阔的海外市场，为德国企业的成长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劳动力和盈利为德国企业研发提供人力和资金来源。 德国模式的深层次背景 劳动力禀赋：劳动力短缺使得德国产业结构相对稳定与固化 从劳动力禀赋来看，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使得德国面临严峻的劳动力短缺局面，德国模式的很多特征都可以从德国的低生育率和劳动力短缺中找到出发点。 其一，劳动力短缺使得德国在发展新工业和新产业时面临较高的人力约束，使得德国产业总体而言相对更加稳定。德国历史上形成了发达的制造业，但是在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明显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德国服务业比重在2000年后基本保持稳定，尤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与劳动力短缺不无关系。 其二，劳动力短缺使得德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且较为有限的内需使得德国需要依靠海外市场来消化产成品。受到资源禀赋和市场狭小的制约，较高的劳动成本以及出口模式使得德国只能通过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方式提高利润水平，企业和工人在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中的某一个细分领域深度耕耘，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复杂的技术和生产能力，造就了德国产业在中游行业的高技术水平。 其三，低生育率与财政纪律使得德国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通胀水平。由于年轻人稀少而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德国养老金面临压力，写入宪法中的对财政赤字的铁律也使得政府无法举债保障养老生活，老年人不得不依赖退休前的储蓄，而储蓄是通胀最大的敌人，德国的通胀率相对于美国、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更低。 德国各地发展均衡最初是历史原因导致，后经过区域平衡政策得到巩固。德国建国时间较晚，直到19世纪中后期，德国政体更像一个松散的政治同盟，18世纪时德国享有自治权的地方政治体有1800个，享有近似主权的政治体有300个。各地为了防止被吞并都需要加紧建设自己的教育、工业和铁路等基础设施。这导致德国各地发展较为均衡，有着相似的人口和基础设施水平，这种区域发展平等、中央集权脆弱的事实也令平等思想在德国萌芽，社会主义思想首先在德国出现，并推动了德国政府建立了福利制度及之后的区域均衡政策，推动德国各地区均衡化发展。 德国宪法《联邦基本法》第72条中规定，“国家必须保持各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基本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德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措施扶持落后地区发展，包括1967年《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1969年《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与《联邦财政平衡法》、1990年成立的用于建设东德的德国统一基金、1998年修改的《联邦空间规划法》等。从实际结果看，原西德地区产出较为平均。尽管统一后的东德和西德之间因为历史原因经济差距较大，但是21世纪以来差距正不断缩小，表现为落后地区经济增速更快。 德国要素分布和各地经济发展较为均衡，为德国模式提供基础。平均主义使得城市和企业相对更为平均地分布，招到更为平均化的工人，并提供相对平均的薪酬水平，这一方面为德国缩小贫富差距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充分利用各地的地理和人口要素提供了条件，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此外，由于教育、医疗、企业资源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处，德国人没有聚集在某个大城市中的需求，也使得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的需求相对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市场经济与保守主义的历史思潮 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德国三次王朝战争之后，德国统一了市场、货币、法律和度量衡体系，并将邮政和铁路收归国有。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也令无产者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阶级冲突愈发深重，帝国境内社会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风起云涌，要求保障工人基本生活、工作条件、劳动安全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帝国宰相俾斯麦一边签署《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一边将社会民主思想纳入国策，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劳工意外灾难保险法》、《劳工伤残及老年保险法》等一系列法令。社会保障制度由此被建立了起来，成为德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并成为后来的莱茵模式的标志性特征，德国经济也从此披上了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而后，德国政府在教育、医疗、科技等多方面参与市场，对市场形成一定干预，形成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国家的适度干预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 生活方面，德国人具有较为典型的保守主义和稳定思想，这使得现代服务业很难在德国发展起来。美国存在两大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金融和互联网信息行业，而这两者在德国均明显滞后。德国金融体系并不发达，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主要为支持制造业企业而存在。德国居民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同样较低，从需求方面影响了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移动支付和需要应用移动支付的网购和金融科技等在德国并不发达。 德国模式的主要问题及可借鉴之处 重制造、轻服务的经济结构与低生育率循环 制造业高工资和服务业低工资的特征加剧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由于双元教育制度的存在，相对于高端服务业，制造业可以通过职高+校企联合的形式提前招聘；而由于制造业历史悠久，工会制度成熟，相对于低端服务业，劳资共决制度令制造业工人可以享有更高的工资。因此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在招聘方面天然具有优势，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制造业形成了高工资+人才相对富集的局面，而服务业则出现了低工资+人才匮乏的局面。服务业较低的工资压低了服务商品的价格，降低了生活成本，表现为CPI平稳，相当于间接补贴了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涨薪的需求不大，提高了制造业利润率。制造业员工大部分由男性组成，女性大部分去往工资较低的服务业，导致了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生育意愿低成为德国经济的顽疾。由于幼托基础设施差，加上服务业欠发达带来的幼儿园老师缺乏，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低，且社会文化也不支持女性在孩子1岁时即抛下家庭去工作，这导致生育后女性常常不得不从事兼职而非全职工作（东德好于西德，相应入托需求更高），进一步加大了工资的性别间不平等，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意愿。由此重制造、轻服务的经济结构与低生育率之间构成了循环，也成为德国经济的顽疾。 传统工业强但前沿产业弱，错过互联网技术革命 从产业来看，德国虽然具有强势的传统制造业，但完整地错过了互联网技术革命，在前沿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方面劣势明显。 从科技创新来看，德国科技创新多为传统工业领域如汽车、电气、化工等行业的渐进式创新，而在电动汽车、无人驾驶、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式创新反而相对匮乏。 从教育机制来看，双元制教育虽然有利于传统工业发展，但不利于尖端科技创新。一是随着制造业越来越自动化，传统制造业如汽车、机械工程等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力，IT等新兴行业所需人才增加，大学研究理论变得愈发重要。双轨制导致德国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偏低，导致专业人才匮乏。引入难民仅能补充一般劳动力，但对高级专业人才缺口没有帮助。二是随着欧盟的建立，德国工人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这导致企业培养的熟练工人流失，企业不愿意出资出力培养学徒。德国政府立法对没招满学徒的单位罚款，逼迫企业接受学徒，但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三是劳动力不足+职校托底降低了学生自驱力，导致了青年人才素质下滑。 从金融体系来看，德国产融协调的金融体制有力支持了过往数十年德国实业的发展，但对高风险的新兴产业则支持不足。德国经济虽然并不缺乏在某些特定市场的创新能力，但在具有未来前景的高风险高收益市场（如信息技术领域），突破式创新能力则显不足。此外，一些创业企业发现无法融资，寻求国际资本或者出走别国。 从贫富差距来看，德国贫富差距较小，较为稳定的制造业岗位能够提供充足的薪酬且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因此其进行颠覆式创新的需求也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成为其前沿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 德国模式可借鉴之处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国情，不可能完全借鉴，不过市场对德国模式存在一些常见的误解，比如认为应该照搬德国的产业模式，模仿德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实德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其社会历史背景、资源禀赋以及整个欧洲的部分整体制度安排如高税收高福利基础之上的。德国中游制造业很强，但也完全错过了互联网技术革命，在研发和设计驱动的行业如芯片设计等领域已经开始落后；渐进式创新完备，但突破式创新明显不足；德国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其人口有限且欧洲福利历史的基础之上的，对人口大国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产业结构与低生育率也形成了不利循环，成为德国经济的顽疾。 当然，德国模式仍有如下可借鉴之处： （1）德国奉行的制造业立国的战略对我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发展制造业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可以通过科技研发和组织方式升级等渠道提高附加值率，从而赚取超额利润；也可以在全球生产中断或者贸易风险时保持自身的生产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制造业的完整度仍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和附加值率，增加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但现代服务业在促进创新、推动生产力进步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取代，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才是产业发展的硬道理。 （2）德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我国学习。 其一，在社会保障机制方面，德国不是欧盟社会福利支出最大的，但却是支出最为全面的，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住宅补助、子女补助和教育补助等不同层次，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成员，这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下具有丰富的借鉴意义，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也不是劫富济贫，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努力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维度和层次，努力为全体居民提供全方位的社会保障。 其二，德国政府在稳定房价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在需求端倡导“租房为主、购房为辅”的观念，通过抵押贷款价值（MLV）的贷款评估机制阻断房价上涨与房贷扩张的螺旋式循环，通过高额的房地产税抑制投机需求，通过政策强制引导稳定租房和住房价格；在供给端提高住房供给，尤其是廉租房公租房供给，较好地维护了德国房价的相对稳定。这些稳房价政策均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其三，政府在提高德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直接的行业支持政策引导产业结构向着政府目标发展；通过税收、补贴等资金安排直接支持产业发展；通过商会协会的协调制定行业标准，提高产品质量；通过外贸主管部门协调出口企业的对外业务，并积极安排国内企业赴海外参展，打造德国制造知名度。 （3）金融体制方面，德国在疏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面对我国存在借鉴意义。首要任务还是提高制造业本身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培育中小隐形冠军企业，稳定的经营能力是企业获得融资的关键；其次，发挥地方性银行等基层银行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的作用，并对相应的银行机构提供担保支持或者再融资支持。并强化地方银行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督。 （4）教育制度方面，应仍以高等教育为重，但可以借鉴德国模式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和职业人才素质。如通过企业合作办学，加强前期分流等。此外，如前文所述，德国推动制造业创新的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稻葵, 罗兰·贝格.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2]纪尧姆·杜瓦尔. 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3]桂莉. 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保障制度起源研究——其创立的背景,过程,原因及影响[D]. 武汉大学, 2003. 风险提示 1、 德国低生育率问题难以解决。低生育率是德国模式的顽疾，若无法有效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其制造业发展和在信息技术和工业4.0方面的转型都将受到制约。 2、 疫后财政赤字问题。疫情后主要国家都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和新增债务，德国存在严明的财政纪律，德国政府为了平衡财政赤字，可能在后续几年持续缩减财政支出。 本材料所载观点源自08月25日发布的研报《发展模式只能借鉴不能拷贝——经济发展模式之德国模式篇》，对本材料的完整理解请以上述研报为准 华泰固收 · 张继强团队 欢迎关注【华泰固收|张继强团队】 感谢您与我们共同分享固收研究的心得、体会、经验与教训， 愿我们一起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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