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文化决定论的贫困—CGI稷下讲坛第四期纪要

（以下内容从光大证券《秦晖: 文化决定论的贫困—CGI稷下讲坛第四期纪要》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长期以来，有种“文化决定论”将中国近代的落后归结为传统文化问题，以近代的种种落后来“证明”两千年前的文化源头存在缺陷。由于巴纳姆效应的存在，这种“文化决定论”一度非常流行。然而，“文化决定论”在方法论上是否站得住脚？如何严肃、认真的看待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问题？5月20日，中金研究院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成功举办了第四期稷下讲坛，邀请秦晖教授作“文化决定论的贫困”主题分享。 秦晖教授，1953年出生，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研究领域主要覆盖农民史、经济史、政治史等。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社会创新与现当史研究中心前主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老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共同的底线》、《传统十论》、《田园诗与狂想曲》、《走出帝制》、《王气黯然》、《评文化决定论》、《文化研究方法论》等著作十余种。 本次讲坛中，中金公司顾问朱云来现场出席并和专家进行了热烈交流，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线上参加，中金研究院研究员谢超主持会议。 讲座纪要 秦教授指出，自80年代“文化热”兴起，我国史学研究在一片“危机”声中出现了范式转换，“文化决定论”取代“历史决定论”成为解释的利器。近年来，“文化决定论”有弄假成真而至走火入魔之势。许多本来明明白白的事，一旦进入“文化解释”，便立即变得云山雾罩，神秘兮兮，以致有“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说法。事实上，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内在的因果关系是个概率问题，不存在机械决定论。有必要对“文化决定论史观”作一个学理上的全面检讨。 文化决定论往往假定有这么两种民族：一种是天生的个性活跃者，喜欢竞争与自立；另一种是天生的共同体成员，留恋受保护的和谐生活。然而世间未必真有这样的“文化动物”。事实上，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前近代传统社会多少都有的特征。而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追求个性发展，在另一些情况下要求共同体的庇护，这种选择也往往不是以“文化”取向，而是以现实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为依归的。 其实，人们是否愿意接受一种竞争的体制，这与其说同文化传统，不如说同这种竞争是否公正有关。不公正的“竞争”（如仗势垄断机会而以平民作牺牲的“竞争”，不是优胜劣汰而是权大者胜的“竞争”等）引起社会抵制，从而导致一种以“反竞争的公平”为诉求的束缚体制，甚至使社会陷于“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之间的反复震荡，这也是一种历史上常见的跨文化现象。 秦教授表示，作为文化决定论史观前提的“文化”这一概念，目前是十分混乱的。不完全统计，人们常常提到关于“文化”的定义有300多种。不过问题还不在于此。多数学者如今讲的“文化”并不是俗语所讲“有文化”、“没文化”那种学识性的文化概念，也不是那种囊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成果”的所谓“泛文化”。文化决定论所讲的“文化”，主要是指民族特性而言，亦即本尼迪克特所谓“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学者们或许不是人人都读过本氏的这段话，不过当今人们的确习惯于以民族定义文化、以文化定义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特征，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在这样的语境中，文化实际上是“民族性”的代称，而文化定义在理论上的多样性似乎并未影响这种理解。 秦教授认为，当我们对两民族的历史进行纯经验的比较时，发现其“异”总比发现其“同”要容易。因此世间任意两个事物间差异总是绝对的，而同一则是相对的：中国人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西方人云“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两个民族的历史更是如此。同时，差异又是具体的（因而是经验的），而同一则是抽象的（因而须借助于理性），从纯经验的或具体的角度看，“白马非马”，它与黑马无共性可言；“洋人非人”，他与我们当然“本性”互异。昔之洋人异于昔之华人，今之洋人同样异于今之华人；而今之洋人系由昔之洋人发展而来，今之华人亦由昔之华人发展而来，既然起迄皆异，这发展过程当然就更无“同”可言了。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彻底”的经验方法固然排斥了一切“人我皆有”的普遍人性，但也同样排斥了一切“古今一脉”的民族性。古之洋人与今之洋人（或古之华人与今之华人）同样将只有“异”而无“同”可言。因而不要说文化决定论、甚至连“某某文化”的存在都将无从得到证明。 事实上，以“求异”的实证研究来证伪某一特定的普遍人性学说或某一特定的普遍规律学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正如波普的“证伪主义”原理所论证的那样：有限的经验事实从来只能证伪而不能证明一个全称判断命题（而关于规律、共性与普遍性的命题正属于这种命题）。从逻辑上说，我们所认识的共性的实证基础只能建立在不完全归纳之上，原则上它没有永不被证伪的保证。所以例如证明中国古代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是很保险的，证明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有某种共性则要冒险，也许可以说前者是“绝对真理”而后者只有相对的可信性。然而现代科学哲学告诉我们，科学认识就是“有益的假说”不断在证伪中扬弃自身而求得前进的过程，不可证伪（因而也不可发展）的“绝对真理”是很少有科学价值的。因此，某一种普遍人性之类命题的可证伪性，正是其科学认识价值的集中体现。如果为了逃避这种证伪而龟缩在绝对差异的蜗壳之中，停留在东西方文化不同这样的“大实话”之前，那是不会有危险，也不会有科学的。 “求异”的实证研究完全可以证伪某一特定的规律假说。但用它来否定一切关于规律的命题则不能成立。因为这种否定本身就蕴含着对另一种规律（所谓“惟一的规律就在于‘没有规律’”）、另一种普同性（人类到处皆然地只有异而无同）的证明，这一来，归纳法对于证明规律的无能性就会反过来成为用归纳法证明没有任何规律者的陷阱。对于“特点”论者也是如此。当“特点”论者用某一实证事例来证伪某一“规律”论时，它是有效的。但当它用这一事例来证明它自身时，它实际上就是要证明另一条“规律”：“只有西方历史有此特点，而其余一切民族皆无之”。这在逻辑上与下述命题等值：“只有这只乌鸦是白的，而其余天下乌鸦一般黑。”然而，如果归纳法并不能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话，它又怎能证明“只有这只乌鸦是白的”呢？ 此外，文化决定论在实证上还会碰到某他问题。例如，假定实证研究可以证明甲民族与乙民族有某种区别，但这种区别是“有无”之别还是“多少”之别、“强弱”之别？换言之，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是人的内在本质不同还是本质的外在符号形式不同？近年来的文化讨论有一种倾向，即把一切族际区别都强调到质的、本性的或“有无”之别的程度，这恐怕大有问题。“文化决定论”所阐发的中西之“异”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都上升到“有无”之别，则殊堪怀疑。 又如在科学思维方面，古代中国人的公理化抽象演绎没有发展到欧几里德体系那样的水平，这是毫无问题的。但要说中国人完全不懂得抽象演绎与公理化方法，则决不能成立。当代数学史界大都公认中国古算比西方，虽拙于几何，却长于代数，尤擅方程。而后者离开抽象演绎怎能想象呢？然而，如果承认某种东西在中国虽“少”但毕竟还“有”，那在逻辑上就没有理由说“中国文化之根”只能导致“从猿到猴”式的发展而决不会走向“从猿到人”式的现代化之路，因为既然可以从无到“有”，原则上它当然也是可能从“少”到“多”的。 再者，中西之异究竟比西方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大多少，甲民族与乙民族之异，究竟比同一民族内部各地区、社区、阶层、职业的“亚文化”之间的差异大多少，也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仍以思维特征为例，也许相对而言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而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但这其间的差异决不会比西方人（中国人也一样）中的数学家们与美术家们之间的差异更大。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乡下（主要是前近代的乡下）农民都比市民更重传统、经验与直观体悟；17-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的农村民间美术与同时代城市中的古典艺术相比，风格相距有如天壤之别，然而与我国户县、杨柳青等地的农民民间美术却颇有近似之处。 秦教授指出，从历史学的研究演化来看，文化决定论也存在着内在的不自洽性。例如，由于战后西方希腊罗马学界“原始主义”倾向压倒“现代主义”，目前西方古代史家描述的希腊罗马已完全不同于30年代以至更早（可以溯自启蒙时代）人们描述的那个“古代资本主义”模式了。近年来西方史学著作中的“古朴罗马”与其说定近似于近代西方，毋宁说更近似于古代中国。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当中国人以30年代西方希腊罗马学为比较对象而忙于证明古代中国的“黄色”不同于希腊罗马的“蔚蓝色”时，西方人却正忙于证明希腊罗马文明原来并非“蔚蓝色”而也是“黄色”的。 中世纪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过去人们曾长期把欧洲中世纪文化看成是蛮族征服毁灭了罗马文明的结果，看成是源于日耳曼的野蛮文化。当前，在欧洲人那里“罗马派”却已取代了“日耳曼派”而占据了中世纪研究的主流：原来欧洲中世纪也并不非得有“蛮族征服”不可，也是直接继承较高的罗马文明的！ 史学而外，对现实社会的研究也提供了许多类似的经验。如腐败问题，曾经有人也把它与某种国民性的“丑陋”相联系而认为是由文化所致。但亨廷顿在他那本被许多人奉为经典的名著《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引用大量材料证明：腐败并不是“文化病”或“民族病”，而是一种“时代病”。“文化可能也与腐败有关，但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今天欧美已开发国家与亚非拉国家所呈现的不同腐化程度，与其说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毋宁说是反映了它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不同程度。” 总之，实证研究既不能归纳出、也不能证明文化决定论。古人面对的现实，就是今人所谓之历史；而今人面对的现实，就是明天所谓的历史。如果我们站在当下没有办法确定的说两千年后的社会将是怎样，又有什么理由将近代的种种归结为两千年前的古人呢？事实上，任一文化都没有一条固定的演进道路，“文化决定论”无法决定未来的发展。人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好当下，提升获得好结果的概率。 （根据秦晖5月20日在中金公司“稷下讲坛“演讲整理） 法律声明 向上滑动参见完整法律声明 本公众号不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研究报告的发布平台。本公众号仅是转发、摘编中金公司研究院或其他专业人士/机构撰写制作的相关研究成果的部分观点，订阅者若使用本公众号所载资料，有可能会因缺乏对完整报告的了解或缺乏相关的解读而对资料中的信息、观点、判断等内容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订阅者如使用本资料，须寻求专业顾问的指导及解读。 订阅本公众号不构成任何合同或承诺的基础，中金公司不因任何单纯订阅本公众号的行为而将订阅人视为中金公司的客户。 本公众号所载信息、意见不构成对买卖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价或征价或提供任何投资决策建议的服务。该等信息、意见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具体投资的操作意见，订阅者应当对本公众号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评估，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做出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 中金公司对本公众号所载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时效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对依据或者使用本公众号所载资料所造成的任何后果，中金公司及/或其关联机构、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本公众号相关资料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仅为该资料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该等意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中金公司研究部可能会发出与本资料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中金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资料意见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观点。本公众号可能会转发、摘编其他专业人士/或机构撰写制作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观点仅代表其本人/该机构的分析判断，不代表中金公司的观点，中金公司对其中的信息及其观点不做任何形式的确认或保证。 本订阅号是由中金研究院建立并维护的官方订阅号。除非另有说明，本订阅号中所有资料的版权均为中金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转载、翻版、复制、刊登、发表、修改、仿制或引用本订阅号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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