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据凸显三大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不平衡的城镇化

（以下内容从申万宏源《人口数据凸显三大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不平衡的城镇化》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人口数据凸显三大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不平衡的城镇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解析 秦泰 博士 贾东旭/屠强 申万宏源宏观 主要内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呈现出我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牵制关系。突出体现出三点失衡：其一，老龄化趋势如预期加剧，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可能均受到老龄化的持续、深层次影响。其二，14岁以下儿童占比小幅反弹但与出生率数据关系不匹配，尚不能得出近年来居民生育意愿提升的乐观结论，而抑制中国生育率的因素可能主要仍是在于较收入水平而言畸高的房价等所导致的过大的生育相伴的经济压力。其三，人口区域之间的分布流动情况、以及城镇化的区域分布情况显示出过去十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东部地区城镇化进一步加速，中西部、东北城镇化放缓甚至人口净流出，这种结构可能加剧房价畸高的局面，而进一步抑制我国生育率改善的潜在空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战略驱动下，我们相信宏观经济政策将对人口结构所呈现的上述三大失衡提出针对性的合理的解决方案。 人口普查：老龄化如预期加剧，儿童占比提升趋势不明。2020年我国总人口相对2010年增长7206万人，年均增长0.53%，增量仅略低于此前十年，尚未到总人口拐点。结构上来看，过去十年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在中高收入水平阶段就已经开始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较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来的更快。0-14岁儿童占比超预期较10年前提升1.35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与过去十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结构并不匹配，且差异较大，无法用统计误差所解释，我们并不倾向于基于儿童占比的小幅反弹而对出生率数据持乐观判断。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 老龄化重塑长期供需结构：延迟退休势在必行，老年人也可以消费升级。从供给角度来看，为保证未来我国产出增速不因老龄化加剧而出现明显的抵消效应，在预期寿命提高的过程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加快推出。老龄化对需求结构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但在我国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战略要求下，未来或将催生对老年人较为友好的商品消费升级的产品模式，如果老龄化过程中仍可为商品消费升级——制造业高级化的国内大循环提供重要的供需支撑，避免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老龄化过程中的经常账户“快速赤字化”，则有望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相对较高的老龄化期间经济总体增长之路。 疫情影响短期生育率不必过虑，高房价的经济约束更需重视。短期经济危机时期，出于内生性的预防动机，出生率往往会出现“递延”，而非消失。生育意愿可能并非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二胎放开后，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说明有经济能力负担二胎的人群正在持续呈现出较高的生育意愿。更为实际的约束来自房价畸高导致的生育、养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从经济角度约束了本来生育意愿良好的中国居民的真实生育率。房价如果再度飙涨，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可能也不能有效解决出生率偏低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相信稳房价的长效调控机制将持续发挥更好的作用。 从不平衡的城镇化到普遍性的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但强者愈强——人口向高城镇化率的东部地区集中流动，东部地区城镇化人口增长明显更多，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助长高房价。事实上，“双循环”的重要题中之意就是畅通供给端（生产、就业方面）的国内大循环，未来我们期待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作为重要抓手，驱动更为广阔的初步城镇化地区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承接一些当前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成本日渐走高的制造业产能，以此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日渐畅通，并在此过程中真正能够有助于我国居民良好的生育意愿潜力的合理释放。 以下为正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呈现出我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牵制关系。突出体现出三点失衡：其一，老龄化趋势如预期加剧，我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可能均受到老龄化的持续、深层次影响。其二，14岁以下儿童占比小幅反弹但与出生率数据关系不匹配，尚不能得出近年来居民生育意愿提升的乐观结论，而抑制中国生育率的因素可能主要仍是在于较收入水平而言畸高的房价等所导致的过大的生育相伴的经济压力。其三，人口区域之间的分布流动情况、以及城镇化的区域分布情况显示出过去十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东部地区城镇化进一步加速，中西部、东北城镇化放缓甚至人口净流出，这种结构可能加剧房价畸高的局面，而进一步抑制我国生育率改善的潜在空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战略驱动下，我们相信宏观经济政策将对人口结构所呈现的上述三大失衡提出针对性的合理的解决方案。 1.人口普查：老龄化如预期加剧，儿童占比提升趋势不明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总人口相对2010年增长7206万人，年均增长0.53%，增量仅略低于此前十年，尚未到总人口拐点。两大因素保证我国尚未进入总人口拐点：一、尽管人口出生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统计局公布称2020年仍有12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二、医疗条件、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过程中，我国居民预期寿命持续提高，统计局披露，我国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结构上来看，过去十年我国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在中高收入水平阶段就已经开始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较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来的更快。七人普显示过去十年老龄化趋势如预期加速，相比10年前的六人普，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升4.63个百分点至13.50%。这一变化明显快于2000-2010年时期，当时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仅从7.1%提升至8.9%。但与六人普相反的是，0-14岁人口比重有所回升，2020年0-14岁比重比2010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至17.95%。考虑到当前我国仍处于中高收入水平（尚未达到高收入水平或初等发达国家阶段），我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实际上已经快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二战之后赶超形成的小型发达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的老龄化程度。 0-14岁儿童占比超预期较10年前提升1.35个百分点，这一数据与过去十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结构并不匹配，且差异较大，无法用统计误差所解释，我们并不倾向于基于儿童占比的小幅反弹而对出生率数据持乐观判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0-14岁儿童人数达到2.53亿人，大大超出市场预期，并且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10年前提升1.35个百分点至17.95%，而并未延续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儿童占比大幅下降的趋势。这一数据与过去二三十年间官方统计的出生人口数、生育率数据均有较大差异，且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差异的方向相反：第六次人口普查中，0-14岁人口明显低于此前14年累计出生人口1000万人以上，而本次人口普查0-14岁人口却高于此前14年累计出生人口约3000万人，差异过大，无法用统计误差所解释，且在新闻发布会上，统计局官方引用的出生人口数据、趋势变化，与我们测算所用的此前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是一致的，这其中的巨大差异值得关注，也正因如此，我们仍建议以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有年度连续数据）作为研究出生率变化趋势的主要数据来源。 在2021年5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一规模与2019年相比下行达到18.1个百分点，和公安部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下降幅度（14.9个百分点）基本一致。如果按照这一水平，2020年的出生率将仅有0.85%，成为1949年以来出生率首次跌破1.0%的年份。宁吉喆还表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而这一水平已经低于日本2008年以来1.4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人均寿命的提高是我国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均预期寿命在2010年74.8岁的高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到2018年的77岁水平，死亡率也从一改自2004年以来的持续上行趋势，在2014年后有所回落，是2010-2020年间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主要原因。背后是我国医疗卫生条件的大幅改善，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中医疗卫生支出自2013年占GDP比重的1.4%跃升至2015年的1.7%，对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 2.老龄化重塑长期供需结构：延迟退休势在必行，老年人也可以消费升级 从供给角度来看，为保证未来我国产出增速不因老龄化加剧而出现明显的抵消效应，在预期寿命提高的过程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延迟退休政策可能加快推出。根据统计局数据，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2年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开始减少，2020年收缩至8.79亿人。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结构从1990年的“三角形”逐渐向“纺锤形”过度。劳动力人口有自发收缩的趋势，而劳动力增长作为经济增长三大动力之一，绝对规模的下降将带来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供给能力弱化。虽然现在劳动力的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但在我国老龄化日趋加速的进程中，未来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减少将有所加速，若经济整体生产效率提升速度不能完全对冲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减少幅度，则人口结构本身将对经济增长形成直接压力。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我国老龄化人口中“低龄”老年人占比较高的生产潜力——“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这一来自官方的表态，可能意味着我国即将加速推行退休年龄延迟的政策，而且可能政策覆盖的年龄段长于市场普遍预期的65岁左右年龄段。 老龄化对需求结构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但在我国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战略要求下，未来或将催生对老年人较为友好的商品消费升级的产品模式，如果老龄化过程中仍可为商品消费升级——制造业高级化的国内大循环提供重要的供需支撑，避免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老龄化过程中的经常账户“快速赤字化”，则有望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相对较高的老龄化期间经济总体增长之路。老龄化程度加深会自发的带动最终消费占比的提升，尤其是对服务消费例如医疗、养老等。这对未来我国希望通过拉动商品消费升级促进制造业高级化的转型发展战略可能产生一定扰动。另一方面，消费的扩大与供给能力的下降若同步出现，经济体总进口增速会显著高于出口，从而可能出现贸易差额的长期下降。这方面，日本表现的尤为明显，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5.7%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28.4%，最终消费占比从1870年的57.8%同样持续上升至2019年的75.4%，而净出口则从1986年的峰值逐渐下降，甚至在2011-2015年形成贸易逆差。 3.疫情影响短期生育率不必过虑，高房价的经济约束更需重视 短期经济危机时期，出于内生性的预防动机，出生率往往会出现“递延”，而非消失。经济危机期间，成本高昂的的生育行为必然收缩以抵御风险，而伴随经济复苏逐步改善。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人口出生率也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当年回落0.019个百分点，但随后还有所回补，显示危机带来的人口增长放缓可能是“递延”而非“消失”。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短期对经济产生明显负面冲击，同时传染性加高、社交隔离要求等直接对居民生活方式构成直接影响，加剧了出生人数的递延，是构成出生人数大幅下滑的主因，美国也经历类似情况。统计局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根据CDC公布的2020年美国人口出生的临时数据（Births: Provisional Data for 2020），2020年美国新生儿数量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较2019年下滑3.8%，总和生育率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的1.64%。 生育意愿可能并非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二胎放开后，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证，说明有经济能力负担二胎的人群正在持续呈现出较高的生育意愿。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给出两组数据，一组是“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另一组是“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这显示我国出生人口的回落并非是来源于生育意愿走低，而更多的是源于其他因素。2011-2020十年间，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放松，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全面放开“二孩”。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201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二孩”正式启动。不可否认的是，二孩政策确实抬升了出生率水平，出生率在2014-2017年间出现一个小高峰，从2010-2013年平均的0.486%提高至0.534%。据统计局透露，我国二孩在出生人口中的比重一度达到2017年的50%左右，近年来仍维持在40%以上。 更为实际的约束来自房价畸高导致的生育、养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从经济角度约束了本来生育意愿良好的中国居民的真实生育率。我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刚性特征较为明显，2009年以来房价四轮快速上涨，已经开始挤占居民的消费潜力，并大幅推升了儿童养育成本。我们测算的结果显示，我国住房市值已经达到GDP的386.3%，明显超过美国（224.7%）、欧元区（302.8%）和英国（255.4%）水平。如此高占比的背后，是居民持续加杠杆购房的结果，最终侵蚀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而作为居民消费中的大头——教育支出也同样被压缩，这就和当前经济对人力资本的高要求相矛盾。从七人普数据也可以看出，人民教育水平在不断进步，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了，实现年均5.7%的高增长。高等教育的增长和每10万人中拥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下降相对应，充分体现当前经济增长中对于人力资本的渴求。但这就和居民消费支出被压缩相矛盾。 房价上涨的背景下，只有压缩家庭消费才能满足购房需求，而作为占比较大的教育支出，也将受到明显的影响，提高生育的经济约束。我国居民消费中教育支出是主要部分，根据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2019年学前-高中阶段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比重均超过9%，而高中生更是达到25.3%。我国房价收入比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高位的地产价格在挤压居民消费的同时肯定会影响到教育类支出，提高生育的经济约束。 房价如果再度飙涨，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可能也不能有效解决出生率偏低的问题，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相信稳房价的长效调控机制将持续发挥更好的作用。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是地产销售和地产价格的“量价分离”模式，一方面控制地产价格涨幅在一定限度以内，以避免对居民消费的进一步挤压；另一方面确保购房的刚需可以被满足，呵护地产产业链下游的可选商品消费。随着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延续，居民被挤占的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居民生育意愿和经济约束的矛盾将有所缓解，从中长期角度可以缓解出生率较低的现状，提高人口增长水平，但这一过程可能会相对漫长。 4.从不平衡的城镇化到普遍性的城镇化 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但强者愈强——人口向高城镇化率的东部地区集中流动，东部地区城镇化人口增长明显更多，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助长高房价。过去十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大幅提高达14.21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较此前一个10年又提升了0.75个百分点，呈现加速城镇化的态势，除农业人口就近转为城镇人口，参与城镇化就业这一路径之外，流动人口对城镇化的贡献非常巨大。2020年我国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达到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达1.06亿人。但流动人口驱动的城镇化从区域视角来看并不平衡，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也就是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等）的流动人口比重极高。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东部地区吸纳了9181万人，占比达73.54%，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仅吸纳955万人、1880万人，占比分别仅为7.65%和15.06%。中心化集中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模式，正在加剧东部城市地区的人地矛盾——土地供应较多的地方恰恰是人口流出地，土地供应短缺的地方又恰恰是城镇化率较高的相对发达地区，又在源源不断地吸引更多人口的流入，这一矛盾不解决的话，未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问题亦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双循环”的重要题中之意就是畅通供给端（生产、就业方面）的国内大循环，未来我们期待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财税体制改革作为重要抓手，驱动更为广阔的初步城镇化地区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承接一些当前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成本日渐走高的制造业产能，以此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日渐畅通，并在此过程中真正能够有助于我国居民良好的生育意愿潜力的合理释放。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请参考申万宏源宏观深度研究报告《“双循环”、“开放大国”模式与制造业高级化转型——申万宏源宏观“国风”系列之二》（2020.08.10）。 内容节选自申万宏源宏观研究报告： 《人口数据凸显三大失衡：老龄化、少子化、不平衡的城镇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解析》 证券分析师：秦泰 研究支持：贾东旭、屠强 发布日期：202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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