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宏观||李超】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侧重解决哪些问题?
（以下内容从浙商证券《【浙商宏观||李超】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侧重解决哪些问题?》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分析师：李超 / 廖博 来源：浙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 具体参见2024年6月20日报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侧重解决哪些问题？》，如需报告全文或数据底稿，请联系团队成员或对口销售。 全文约9600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 核心观点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判断其核心在于央地关系的再平衡，中央层面将集中统一谋划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义务和负担。操作上看，未来或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常态化发行着力解决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和存量债务化解的问题，并且在资金分配上向财政弱资质的区域予以倾斜。事实上，伴随地产供需格局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卖地收入不足使得地方财政需要系统性谋划财税平衡以及债务长效管理机制。整体看，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主要考虑。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内容摘要 >>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财权与事权的切分 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除了有效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积极化解存量之外，更需要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各地方相互竞争模式，但有些地方超出财力，举债投资基础设施的现象较多。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财税体制改革或着重于完善共同财政事权体系，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一方面，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财政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配合立法监督，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二、存量债务化解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近年来，政策层面不断表态并发布文件，要求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因此更需要通过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鼓励债务人、债权人协商处置存量地方隐性债务。前瞻研判，存量隐性债务化解需要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我们预计，后续将常态化安排适当规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支持地方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三、卖地收入不足靠哪些方式来弥补？ 2022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表现相对低迷，卖地收入处于历史低位。2024年1-4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484亿元，同比下降7.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26亿元，同比增长11.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158亿元，同比下降9.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同比下降10.4%。如何对冲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已成为较难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后续可能主要通过压缩政府性基金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以及国有资本预算改善作为主要的破局路径。 第一，厉行节约，强化过紧日子意识。以节能管理、绿色办公等方式主动压减开支。优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公务卡结算管理流程，建立过紧日子评估机制。严格执行上级确定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对于非重点、非刚性的一般性支出一律按照要求的比例压减，坚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市场的担忧在于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也就是说赤字货币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汇率约束较多，并且“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我们尝试提出有“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协调配合新机制”。我们提示重点关注：1）再贷款资金继续强化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2）PSL等工具为两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第三，当前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低，后续主要关注央国企市值考核可能带来的增量贡献。2023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6744亿，对公共财政的贡献相对较小。考虑到国有企业资产报酬率的历史数据以及国有资本运作提质增效的拉动，国有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望逐步改善，或能对土地财政缺口形成一定的补充。 更重要的是，国资委将进一步研究将市值管理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在前期已推动央企把上市公司的价值实现相关指标纳入到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引导中央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更好地回报投资者。如果央国企全面执行市值考核，现金分红比例和可持续性也有望提升。随着市值管理的深化，央国企或将迎来进一步价值重估，也有利于资本增厚创造更大规模的财务回报，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 >>四、财税体制改革将紧密围绕经济转型方向 自1994年确立分税制开始，过去30年间曾多次推行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客观上需要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先立后破，加大对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从中长期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的统筹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将新质生产力作为重点领域优先予以保障。《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2023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866.5亿元，较上年增长6.6%。与此同时，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资产管理、政策性金融等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第二，支持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健全适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财政资金管理机制，足额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资金需求，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建设一批试验验证平台和中试平台，支持布局实施一批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重大专项接续安排，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科学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我们预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更需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实现发展与安全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平衡的过程。通过不断健全预算制度，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风险提示 大国博弈超预期；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正文 1 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再平衡是财税改革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前置条件。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了目前央地财税框架的基本格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得到空前加强，但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2002年，中央政府又出台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将原属于地方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为共享税，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2016年以来，我国已陆续在多个重要领域出台了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文件，包括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然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权责利划分仍待进一步改进，后续改革中或继续适当上移部分地方支出责任。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在多目标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相对有限。由于各本预算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收支属性，“专款专用”的特征明显，主要是根据管理现状和特定事业发展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责范围。政府性基金方面，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大部分为地方收入，中央主要通过分享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获得部分收入；彩票公益金由中央和地方按照50:50的比例分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面，主要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方面，主要是按照参保人员的征缴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保障范围。 在事权与财权不相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债等应运而生。我们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以公共服务提供标准确定财政支出强度并由中央加大转移支付的全国统筹力度的新模式。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速度，并提升劳动力、生产技术和资本、数据要素等的流动性。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首先需要进行事权划分。只有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才能相应界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事权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从国际经验来看，事权划分主要遵循受益范围、效率、激励相容“三原则”。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范围确定政府间职能划分，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负责，地区性公共产品由地方负责，跨区域公共产品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与之相对应的，中央政府承担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承担地方事权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 一方面，预计中央和地方事权将迎来再平衡。我们预计，未来大概率将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外部性强、信息复杂程度低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中央事权，如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适度加强中央在宏观调控、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重要领域的事权，提高中央决策的执行力，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提高全国性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而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如农村环境整治、污水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运行等，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差异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我们判断，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央财政更多地承担起基建投资等宏观调控责任，同时通过对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全国统筹，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分配。 我们认为，后续地方政府对于投资或趋于谨慎，有关投资的事权预计也将面临较多调整。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财政水平较弱、债务的偿还能力比较差的区域而言，严控新增政府投资是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必要举措。根据《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涉及到的重点省份将严格按照要求全面研判现有及储备项目的合规性、适宜性，分领域处置在建政府投资项目。 另一方面，预计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也有望再平衡。中央事权原则上由中央政府设立机构、安排人员直接行使，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支出责任；委托地方行使的中央事权，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安排相关经费。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属于地方的事权原则上由地方通过自有财政收入和举债融资等方式承担支出责任。对地方政府履行事权、落实支出责任存在的财力缺口，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补助。 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可分为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科学技术普及、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等方面（参考《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这也势必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资源投入、要素配置以及产业统筹。财政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途径，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既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也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我们判断，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以提升创新效能为目标来完善财政支持科技体系，从经费分配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与创新市场融合等方面加快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一般认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回顾生产力每次出现大的跃升，都对应着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创造性毁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发明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机发明和电气应用，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突破，每一次科技革命都肇始于划时代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人类社会由此从农业社会递次步入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 此外，从组织架构上，也有望将进一步通过机构改革的方式，继而与事权财权的再平衡相一致。例如：2018年6月15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及计划单列市国税局、地税局合并，省级新税务部门统一挂牌。事实上，国税地税分设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产物，曾在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及财政再分配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机制作用。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也意味着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优化政府收入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创造条件。 事权财权再平衡的典型案例是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2021年6月4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原来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我们认为，这主要体现了中央财政集中管理思路，目的是提高财政实力和征收管理效率，资金透明度、规范性也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高财政资源的统筹能力。 2 地方债务化解有望保持较高优先级 考虑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结构性和区域性风险凸显，化解地方存量债务或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截至2024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1748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61677亿元，专项债务255812亿元。截至2024年4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9.1年，其中一般债券6.2年，专项债券11.0年；平均利率3.23%，其中一般债券3.23%，专项债券3.24%。我们认为，化解债务风险将有助于实现财权事权的进一步匹配，也是财税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央政府或成为后续财政加杠杆的主体。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拟从今年开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首先发行1万亿元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强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供给。我们在此前多篇报告中提示，百年未有之复杂局面下，结合大国博弈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条件，在地方政府去杠杆和化解债务风险的背景下，中央加杠杆配合中央重大项目落地是重要的政策工具，超长期特别国债能够对短期维稳带来重要作用，同时持续多年的发行也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应对外部风险提供保障。5月13日财政部发布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计划，从5月中旬起平滑发行，从投向来看，重点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我们判断，常态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配合化解地方债务的重要路径，可更加有效配合央地两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再平衡，通过在资金额度分配上重点向化债省份倾斜，可适度解决地方财政必要支出的资金缺口。截至2023年12月，政府部门杠杆率56.1%（社科院口径数据，仅考虑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口径），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为23.8%，即使按照国际清算银行口径考虑隐性债务后，2023年我国的政府部门杆杆率读数为83%，也低于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较大，且通过中央加杠杆加大宏观调控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 我们认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意味着事权向中央的上移。从理论上看，财政政策应该是中央事权。财政政策有极强的外部性，通过产业链条、劳动力流动、消费力流动进行跨地区的溢出。此外，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之下，财政政策责任应当上移，中央可以适当加杠杆，地方可以适当减杠杆。2024年发行的1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全部都是中央的统借统还，也体现了财政政策事权的上移。 中国曾在1998年、2007年和2020年均发行过不计入财政赤字的特别国债。此次是中国第四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根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发行的特别国债略有不同的是，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常态化发行，除今年已确定的1万亿以外，年内及未来几年仍会视发展需求及发行效果适时启动。短期来看，在当前经济环境整体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可以有效地刺激总需求，拉动投资和消费，从而提振经济大盘，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响应。从长期看，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聚焦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有助于更好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由此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参见2024年5月16日报告《发展为矛，安全为盾——2024年宏观半年度策略报告》）。 2.1）地方债务风险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领域。当前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但也存在地方债务总规模增长较快、地方债务占中国政府总债务的比重较高、地方债务中隐性债务的占比较高、部分地区偿债压力大等风险问题。地方债务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不仅包括债务违约、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包括地方政府在化债过程中可能对民生领域、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解决债务风险的核心是减少偿债压力，主要的存量债务化解的方式有债务偿还、置换、重组及转化等。我们认为，债务置换和重组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防范的主要抓手。债务偿还指利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权益化债。但在当前地方财政趋于紧平衡，可以用于还债的空间不大。债务置换指的是用特殊再融资债券为一般债、专项债或隐性债进行再融资。它可以降低整体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也可以使期限错配的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债务重组是金融机构存量债务进行展期、重组操作，以时间换空间，降低短期的偿债压力。债务转化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一些融资平台公司拥有可以持续经营的良好资产，未来应该推进这些公司的市场化转型，让债务留在企业里，而不把它划归为政府性债务，从而起到债务转化的效果。 2.2）税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包括调整央地之间的税收划分和支出责任。当前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地方的财政收入更多依赖于税收，需尽快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消费税、财产税、增值税改革有利于补充地方税收收入来源。但相关税种立法影响面广，大概率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推进。我们判断，财税体制改革将统筹宏观调控、财政可持续和优化税制的需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坚决防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我们预计在保持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稳定的前提下，分解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探索中央财政对地方减税降费的补偿机制，使地方财力能够更好匹配地方财政支出责任。 具体来看，消费税改革包括征收环节、征税范围、税率等税制要素。增值税方面，我国已经过数次改革，进一步简化了税制、减少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财产税作为现代税制中的重要的税种之一，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契税、耕地占用税、船舶吨税和遗产税。简而言之，税制改革主要指向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为地方政府构建稳定税源，弥补土地财政缺口。 3 卖地收入不足填补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包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四大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属于公共预算范畴，而土地出让收支则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与公共预算分开核算、分账管理、专款专用。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而且其支出投向都有明确规定，除了大部分用于征地补偿等成本性开支外，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农业农村发展、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支出。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依然面临一定压力，房企资金端改善不明显。在销售尚未持续、实质性转暖下，全国土地市场整体仍低温运行。由于房地产新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靠卖地收入不能弥补公共财政收入不足，势必需要寻找填补方式用于平衡公共财政预算。 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构成，其下滑带来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承压，进而导致两类可调用资金下滑：一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当年盈余部分，按规定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调节收支平衡；二是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可计提的用于教育、农田水利支出的部分，对重要领域保障将被削弱。整体看，土地出让持续低迷将影响地方财政整体平衡能力。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偿债及回款压力加大，地方债偿还及城投企业债务滚动风险上升。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政府偿债的重要资金来源，其下滑将影响地方政府对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偿还，以及对城投企业的结算回款及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升债务滚动风险，并加剧区域分化。此外，由于土地财政弱化带来的地方财力下滑，还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被动攀升，影响城投再融资能力，特别是土地财政依赖度和债务率“双高”区域的弱资质平台，其偿付压力将随着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而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随之攀升。 2022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表现相对低迷，卖地收入处于历史低位。2024年1-4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484亿元，同比下降7.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26亿元，同比增长11.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158亿元，同比下降9.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同比下降10.4%。如何对冲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已成为较难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后续主要通过压缩政府性基金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以及国有资本预算改善作为主要的破局路径。 第一，厉行节约，强化过紧日子意识。以节能管理、绿色办公等方式主动压减开支。优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公务卡结算管理流程，建立过紧日子评估机制。严格执行上级确定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政策，对于非重点、非刚性的一般性支出一律按照比例压减，坚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我们判断，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继续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严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 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货币政策可能更多从流动性和利率上支持财政，避免财政单打一进而透支空间，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运用债务重组、置换等手段，分类施策化解融资平台存量债务风险。市场的担忧在于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也就是说赤字货币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汇率约束较多，并且“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我们认为，各类政府债务也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关键抓手，在进行政府债务规划发行时，央行往往通过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为政府债发行创造宽松的低成本环境，同时将各类政府债券纳入央行在二级市场上的公开市场交易对象也可以充分提高政府债券的流动性，间接降低政府债券的流动性风险。 我们尝试提出有“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协调配合新机制”。我们提示重点关注：1）再贷款资金继续强化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2）PSL等工具为“两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政策性银行等“准财政”也是补充建设资金的潜在途径之一，政策性银行新增贷款额度等或可依据土地财政变动和基建稳增长的情况适时推出。 第三，当前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规模占公共财政的比重较低，后续主要关注央国企市值考核可能带来的增量贡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具体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2012-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从1500亿增长至5696亿，但是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根据《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要求，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口径为税后利润）上缴划分为五档，其中最高档上缴收益比例为25%（中国烟草总公司）。考虑到国有企业资产报酬率的改善弹性，国有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望逐步提升，叠加利润上缴比例的调整，或能对土地财政缺口形成一定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如果央国企全面执行市值考核，引导央国企更重视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现金分红比例和可持续性也有望提升。随着市值管理的深化，国央企或将迎来进一步价值重估，也有利于资本增厚创造更大规模的财务回报，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 4 财税体制改革将与经济转型方向匹配 自1994年确立分税制开始，过去30年间曾多次推行财税体制改革。《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积极稳妥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客观上需要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先立后破，加大对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从中长期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的统筹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财税体制改革聚焦新质生产力，积极助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从财政政策推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配合产业政策及科技政策的角度来看，重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出台“提高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减税降费政策，并通过一系列专项资金支持制造业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再造、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3708亿元、增长10%；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安排980亿元、增长13.1%，推动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开展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并统筹运用好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第一，将新质生产力作为重点领域优先予以保障。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财政科技支出从8327亿元增长到10567亿元。与此同时，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资产管理、政策性金融等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从2023年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情况看，企业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1.8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其中制造业企业享受加计扣除金额1.1万亿元，占比近六成，有力支持了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第二，支持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健全适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财政资金管理机制，足额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资金需求，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建设一批试验验证平台和中试平台，支持布局实施一批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重大专项接续安排，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科学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我们预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更需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实现发展与安全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平衡的过程。通过不断健全预算制度，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风险提示 大国博弈超预期；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点击报告标题直达↓ [1 ] 2024宏观年度策略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一：国内经济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二：国内政策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三：外部环境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三：大类资产展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2] 2024宏观年度策略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一）：外部环境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二）：国内经济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三）：国内政策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四）：大类资产展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3 ] 人工智能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推演——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前两次哪个更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第四次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人工智能对货币政策影响几何？——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4] 美国财政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财政刺激会影响通胀么？——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的债务付息压力是否会影响财政刺激？——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两党制衡是否能限制财政扩张？——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为何美国财政扩张不再探讨挤出私人投资——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5] 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链长制是强链补链的新机制——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产业新能源化成为强变量——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产业智能化是高壁垒的慢变量——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为何不能再用盈利来预测制造业投资？——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四 【浙商宏观||李超】供给短缺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有哪些——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五 【浙商宏观||李超】企业转型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有哪些——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六 【浙商宏观||李超】稳增长为什么不能看传统中观变量——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七 【浙商宏观||李超】PMI为何对指示新制造稳增长的作用更大？——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八 【浙商宏观||李超】制造业的中观高频变量有哪些？——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九 【浙商宏观||李超】制造业投资有哪些财税支持？——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十 【浙商宏观||李超】制造业投资有哪些金融支持？——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十一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6] 城市更新系列研究 【浙商宏观||李超】为什么城市更新值得重点关注？ 【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是地产投资的强变量——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一 【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有哪些投资类型？——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二【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可以拉动多少地产投资？——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三【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谁来干？——城市更新系列研究四【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资金从哪来？——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五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7] “新能源+”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从新能源到“新能源+”——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一 【浙商策略】产业新能源化带来的价值重估——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二 【浙商电子】“新能源+”重构供应链，重视能源产业链全方位机遇——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三 【浙商化工】新能源大背景下，化工行业的“立”与“变”——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四 【浙商交运建筑】赋能、节能、产能，建筑工程行业三层次助力新能源+——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五 【浙商机械】聚焦“发电端”低碳、“用电端”低碳——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六 【浙商汽车】“新能源+”驱动汽车行业迎历史性变局——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七 【浙商新材料】供需错配难解，"新能源+"金属牛市在途——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八 【浙商|计算机】“数字新能源化”的两大变局——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九 【浙商宏观||李超】全球碳中和如何拉动国内需求？——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 【浙商通信】重视储能温控赛道高成长机会——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一 【浙商中小盘】把握时代机遇，紧抓科创北交十倍股——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二 【浙商宏观||李超】“新能源+”指数编制及其应用——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三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8] 乌克兰冲突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乌克兰为何成为地缘政治的冲突焦点？──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一 【浙商宏观||李超】俄乌冲突如果失控对通胀有何影响？──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二 【浙商宏观||李超】从美俄对抗共性经验看资产走势──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三 【浙商宏观||李超】俄罗斯面临的SWIFT制裁影响几何？──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四 【浙商宏观||李超】油价高点上调，节奏基本不变——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五 【浙商宏观||李超】乌克兰危机下美联储政策如何推进？——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六 【浙商宏观||李超】乌克兰危机下美国CPI何时见顶？——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七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9] 公募REITs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公募REITs：掘金长坡厚雪赛道──公募REITs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Pre-REITs的价值评估：向光而行──公募REITs系列研究之二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0] 房地产税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为什么房地产税需要关注？——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一） 【浙商宏观||李超】韩国“存量征收，阶梯税率”的房产税是怎样的？——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二） 【浙商宏观||李超】中国香港地区对我国房产税试点扩大借鉴意义有限——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三）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房地产税对我国有何启示？——房地产税系列报告（四） 【浙商宏观||李超】德国房产税意在财政创收而非地产调控——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五） 【浙商宏观||李超】日本房地产税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房地产税系列报告（六） 【浙商宏观||李超】新加坡公有住房体制下的房产税征收力度弱——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七） 【浙商宏观||李超】全球房地产泡沫破裂与房产税是否有关——房地产税系列报告（八）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1] 碳中和系列研究 【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碳中和系列研究（一）【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使得能源投资逐渐转化为制造业投资——碳中和系列研究（二）【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带来哪些需求变化？——碳中和系列研究（三）【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供给侧影响几何？——碳中和系列研究（四）【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如何影响PPI和CPI？——碳中和系列研究（五）【浙商宏观||李超】中国碳中和与欧美相比有何异同？——碳中和系列研究（六） 【浙商宏观||李超】绿色金融是否会带来投资机会——碳中和系列研究（七） 【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未来技术突破会怎样?——碳中和系列研究（八）【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双控与大国关系缓和——碳中和系列研究（九） 【浙商宏观||李超】能源革命的指挥棒指向何方？——碳中和系列研究（十）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2] 共同富裕系列 【浙商宏观||李超】收入分配改革是共同富裕重要抓手——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浙江共同富裕哪些值得关注？——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二【浙商宏观||李超】如何理解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三【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消费？——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四【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投资？——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五 【浙商宏观||李超】如何从外贸视角看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六【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三次产业？——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七【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产业政策？——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八 【浙商宏观||李超】如何从财政视角看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九【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十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3] 反垄断系列研究 【浙商宏观||李超】三轮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为了公平还是效率？——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的方式有哪些？——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欧美日反垄断有什么差异？——反垄断系列研究之四 【浙商宏观||李超】本轮反垄断全球如何演进？——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五 【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措施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反垄断系列研究之六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浙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简介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公众号为浙商证券宏观团队设立。本公众号不是浙商证券宏观团队研究报告的发布平台，所载的资料均摘自浙商证券研究所已发布的研究报告或对报告的后续解读，内容仅供浙商证券研究所客户参考使用，其他任何读者在订阅本公众号前，请自行评估接收相关推送内容的适当性，使用本公众号内容应当寻求专业投资顾问的指导和解读，浙商证券不因任何订阅本公众号的行为而视其为浙商证券的客户。 本公众号所载的资料摘自浙商证券研究所已发布的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或对已经发布报告的后续解读。订阅者如因摘编、缺乏相关解读等原因引起理解上歧义的，应以报告发布当日的完整内容为准。请注意，本资料仅代表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相关的研究观点可根据浙商证券后续发布的研究报告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作出更改，本订阅号不承担更新推送信息或另行通知义务，后续更新信息请以浙商证券正式发布的研究报告为准。 本公众号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仅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浙商证券及相关研究团队不就本公众号推送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任何订阅人不应凭借本公众号推送信息进行具体操作，订阅人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浙商证券及相关研究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公众号推送信息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浙商证券及相关内容提供方保留对本公众号所载内容的一切法律权利，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或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转载或者复制本公众号推送信息。若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转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浙商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内容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廉洁从业申明： 我司及业务合作方在开展证券业务及相关活动中，应恪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规定，遵守相关行业准则，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公平竞争，合规经营，忠实勤勉，诚实守信，不直接或者间接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李超宏观研究与资产配置 把握预期差， 关注这一个就对了！
分析师：李超 / 廖博 来源：浙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 具体参见2024年6月20日报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侧重解决哪些问题？》，如需报告全文或数据底稿，请联系团队成员或对口销售。 全文约9600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 核心观点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判断其核心在于央地关系的再平衡，中央层面将集中统一谋划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义务和负担。操作上看，未来或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常态化发行着力解决地方政府财力紧张和存量债务化解的问题，并且在资金分配上向财政弱资质的区域予以倾斜。事实上，伴随地产供需格局向新发展模式转型，卖地收入不足使得地方财政需要系统性谋划财税平衡以及债务长效管理机制。整体看，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主要考虑。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内容摘要 >>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财权与事权的切分 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除了有效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积极化解存量之外，更需要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各地方相互竞争模式，但有些地方超出财力，举债投资基础设施的现象较多。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财税体制改革或着重于完善共同财政事权体系，强化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一方面，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财政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配合立法监督，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二、存量债务化解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近年来，政策层面不断表态并发布文件，要求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因此更需要通过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鼓励债务人、债权人协商处置存量地方隐性债务。前瞻研判，存量隐性债务化解需要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我们预计，后续将常态化安排适当规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支持地方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力度，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三、卖地收入不足靠哪些方式来弥补？ 2022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表现相对低迷，卖地收入处于历史低位。2024年1-4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484亿元，同比下降7.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26亿元，同比增长11.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158亿元，同比下降9.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同比下降10.4%。如何对冲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已成为较难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后续可能主要通过压缩政府性基金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以及国有资本预算改善作为主要的破局路径。 第一，厉行节约，强化过紧日子意识。以节能管理、绿色办公等方式主动压减开支。优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公务卡结算管理流程，建立过紧日子评估机制。严格执行上级确定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对于非重点、非刚性的一般性支出一律按照要求的比例压减，坚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市场的担忧在于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也就是说赤字货币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汇率约束较多，并且“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我们尝试提出有“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协调配合新机制”。我们提示重点关注：1）再贷款资金继续强化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2）PSL等工具为两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第三，当前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低，后续主要关注央国企市值考核可能带来的增量贡献。2023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6744亿，对公共财政的贡献相对较小。考虑到国有企业资产报酬率的历史数据以及国有资本运作提质增效的拉动，国有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望逐步改善，或能对土地财政缺口形成一定的补充。 更重要的是，国资委将进一步研究将市值管理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在前期已推动央企把上市公司的价值实现相关指标纳入到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引导中央企业负责人更加重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更好地回报投资者。如果央国企全面执行市值考核，现金分红比例和可持续性也有望提升。随着市值管理的深化，央国企或将迎来进一步价值重估，也有利于资本增厚创造更大规模的财务回报，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 >>四、财税体制改革将紧密围绕经济转型方向 自1994年确立分税制开始，过去30年间曾多次推行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客观上需要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先立后破，加大对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从中长期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的统筹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将新质生产力作为重点领域优先予以保障。《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2023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866.5亿元，较上年增长6.6%。与此同时，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资产管理、政策性金融等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第二，支持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健全适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财政资金管理机制，足额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资金需求，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建设一批试验验证平台和中试平台，支持布局实施一批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重大专项接续安排，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科学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我们预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更需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实现发展与安全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平衡的过程。通过不断健全预算制度，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风险提示 大国博弈超预期；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正文 1 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再平衡是财税改革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前置条件。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了目前央地财税框架的基本格局，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得到空前加强，但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2002年，中央政府又出台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将原属于地方政府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为共享税，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2016年以来，我国已陆续在多个重要领域出台了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文件，包括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然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权责利划分仍待进一步改进，后续改革中或继续适当上移部分地方支出责任。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在多目标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相对有限。由于各本预算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收支属性，“专款专用”的特征明显，主要是根据管理现状和特定事业发展需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责范围。政府性基金方面，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大部分为地方收入，中央主要通过分享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获得部分收入；彩票公益金由中央和地方按照50:50的比例分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面，主要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收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方面，主要是按照参保人员的征缴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保障范围。 在事权与财权不相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大举借债等应运而生。我们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以公共服务提供标准确定财政支出强度并由中央加大转移支付的全国统筹力度的新模式。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速度，并提升劳动力、生产技术和资本、数据要素等的流动性。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首先需要进行事权划分。只有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才能相应界定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事权改革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涉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从国际经验来看，事权划分主要遵循受益范围、效率、激励相容“三原则”。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范围确定政府间职能划分，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负责，地区性公共产品由地方负责，跨区域公共产品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与之相对应的，中央政府承担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承担地方事权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按规定分担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 一方面，预计中央和地方事权将迎来再平衡。我们预计，未来大概率将受益范围覆盖全国、外部性强、信息复杂程度低的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中央事权，如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适度加强中央在宏观调控、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统一市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重要领域的事权，提高中央决策的执行力，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提高全国性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而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如农村环境整治、污水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运行等，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差异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我们判断，平衡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央财政更多地承担起基建投资等宏观调控责任，同时通过对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全国统筹，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分配。 我们认为，后续地方政府对于投资或趋于谨慎，有关投资的事权预计也将面临较多调整。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财政水平较弱、债务的偿还能力比较差的区域而言，严控新增政府投资是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必要举措。根据《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涉及到的重点省份将严格按照要求全面研判现有及储备项目的合规性、适宜性，分领域处置在建政府投资项目。 另一方面，预计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也有望再平衡。中央事权原则上由中央政府设立机构、安排人员直接行使，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支出责任；委托地方行使的中央事权，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足额安排相关经费。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属于地方的事权原则上由地方通过自有财政收入和举债融资等方式承担支出责任。对地方政府履行事权、落实支出责任存在的财力缺口，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进行补助。 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可分为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科学技术普及、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等方面（参考《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这也势必需要增加中央政府的资源投入、要素配置以及产业统筹。财政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途径，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既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也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作用。我们判断，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以提升创新效能为目标来完善财政支持科技体系，从经费分配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与创新市场融合等方面加快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一般认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其核心在于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回顾生产力每次出现大的跃升，都对应着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创造性毁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发明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机发明和电气应用，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突破，每一次科技革命都肇始于划时代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人类社会由此从农业社会递次步入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时代。 此外，从组织架构上，也有望将进一步通过机构改革的方式，继而与事权财权的再平衡相一致。例如：2018年6月15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及计划单列市国税局、地税局合并，省级新税务部门统一挂牌。事实上，国税地税分设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产物，曾在增强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及财政再分配能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机制作用。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也意味着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优化政府收入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创造条件。 事权财权再平衡的典型案例是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2021年6月4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原来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我们认为，这主要体现了中央财政集中管理思路，目的是提高财政实力和征收管理效率，资金透明度、规范性也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高财政资源的统筹能力。 2 地方债务化解有望保持较高优先级 考虑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结构性和区域性风险凸显，化解地方存量债务或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截至2024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1748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61677亿元，专项债务255812亿元。截至2024年4月末，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9.1年，其中一般债券6.2年，专项债券11.0年；平均利率3.23%，其中一般债券3.23%，专项债券3.24%。我们认为，化解债务风险将有助于实现财权事权的进一步匹配，也是财税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央政府或成为后续财政加杠杆的主体。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拟从今年开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首先发行1万亿元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强大的宏观调控政策供给。我们在此前多篇报告中提示，百年未有之复杂局面下，结合大国博弈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条件，在地方政府去杠杆和化解债务风险的背景下，中央加杠杆配合中央重大项目落地是重要的政策工具，超长期特别国债能够对短期维稳带来重要作用，同时持续多年的发行也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应对外部风险提供保障。5月13日财政部发布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计划，从5月中旬起平滑发行，从投向来看，重点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我们判断，常态化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是配合化解地方债务的重要路径，可更加有效配合央地两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再平衡，通过在资金额度分配上重点向化债省份倾斜，可适度解决地方财政必要支出的资金缺口。截至2023年12月，政府部门杠杆率56.1%（社科院口径数据，仅考虑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口径），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为23.8%，即使按照国际清算银行口径考虑隐性债务后，2023年我国的政府部门杆杆率读数为83%，也低于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较大，且通过中央加杠杆加大宏观调控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结构。 我们认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意味着事权向中央的上移。从理论上看，财政政策应该是中央事权。财政政策有极强的外部性，通过产业链条、劳动力流动、消费力流动进行跨地区的溢出。此外，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况之下，财政政策责任应当上移，中央可以适当加杠杆，地方可以适当减杠杆。2024年发行的1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全部都是中央的统借统还，也体现了财政政策事权的上移。 中国曾在1998年、2007年和2020年均发行过不计入财政赤字的特别国债。此次是中国第四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根据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发行的特别国债略有不同的是，本次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常态化发行，除今年已确定的1万亿以外，年内及未来几年仍会视发展需求及发行效果适时启动。短期来看，在当前经济环境整体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可以有效地刺激总需求，拉动投资和消费，从而提振经济大盘，这是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响应。从长期看，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聚焦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重大项目，有助于更好地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由此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参见2024年5月16日报告《发展为矛，安全为盾——2024年宏观半年度策略报告》）。 2.1）地方债务风险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领域。当前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但也存在地方债务总规模增长较快、地方债务占中国政府总债务的比重较高、地方债务中隐性债务的占比较高、部分地区偿债压力大等风险问题。地方债务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不仅包括债务违约、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包括地方政府在化债过程中可能对民生领域、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解决债务风险的核心是减少偿债压力，主要的存量债务化解的方式有债务偿还、置换、重组及转化等。我们认为，债务置换和重组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主要的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防范的主要抓手。债务偿还指利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权益化债。但在当前地方财政趋于紧平衡，可以用于还债的空间不大。债务置换指的是用特殊再融资债券为一般债、专项债或隐性债进行再融资。它可以降低整体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也可以使期限错配的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债务重组是金融机构存量债务进行展期、重组操作，以时间换空间，降低短期的偿债压力。债务转化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一些融资平台公司拥有可以持续经营的良好资产，未来应该推进这些公司的市场化转型，让债务留在企业里，而不把它划归为政府性债务，从而起到债务转化的效果。 2.2）税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包括调整央地之间的税收划分和支出责任。当前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地方的财政收入更多依赖于税收，需尽快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消费税、财产税、增值税改革有利于补充地方税收收入来源。但相关税种立法影响面广，大概率需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推进。我们判断，财税体制改革将统筹宏观调控、财政可持续和优化税制的需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坚决防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我们预计在保持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稳定的前提下，分解减税降费对地方政府财政带来的压力，探索中央财政对地方减税降费的补偿机制，使地方财力能够更好匹配地方财政支出责任。 具体来看，消费税改革包括征收环节、征税范围、税率等税制要素。增值税方面，我国已经过数次改革，进一步简化了税制、减少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财产税作为现代税制中的重要的税种之一，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契税、耕地占用税、船舶吨税和遗产税。简而言之，税制改革主要指向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为地方政府构建稳定税源，弥补土地财政缺口。 3 卖地收入不足填补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包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四大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属于公共预算范畴，而土地出让收支则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与公共预算分开核算、分账管理、专款专用。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而且其支出投向都有明确规定，除了大部分用于征地补偿等成本性开支外，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农业农村发展、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支出。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依然面临一定压力，房企资金端改善不明显。在销售尚未持续、实质性转暖下，全国土地市场整体仍低温运行。由于房地产新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靠卖地收入不能弥补公共财政收入不足，势必需要寻找填补方式用于平衡公共财政预算。 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构成，其下滑带来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承压，进而导致两类可调用资金下滑：一是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当年盈余部分，按规定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调节收支平衡；二是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可计提的用于教育、农田水利支出的部分，对重要领域保障将被削弱。整体看，土地出让持续低迷将影响地方财政整体平衡能力。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偿债及回款压力加大，地方债偿还及城投企业债务滚动风险上升。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政府偿债的重要资金来源，其下滑将影响地方政府对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的偿还，以及对城投企业的结算回款及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升债务滚动风险，并加剧区域分化。此外，由于土地财政弱化带来的地方财力下滑，还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被动攀升，影响城投再融资能力，特别是土地财政依赖度和债务率“双高”区域的弱资质平台，其偿付压力将随着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而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随之攀升。 2022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表现相对低迷，卖地收入处于历史低位。2024年1-4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484亿元，同比下降7.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26亿元，同比增长11.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12158亿元，同比下降9.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同比下降10.4%。如何对冲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已成为较难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后续主要通过压缩政府性基金开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以及国有资本预算改善作为主要的破局路径。 第一，厉行节约，强化过紧日子意识。以节能管理、绿色办公等方式主动压减开支。优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公务卡结算管理流程，建立过紧日子评估机制。严格执行上级确定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政策，对于非重点、非刚性的一般性支出一律按照比例压减，坚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我们判断，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继续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严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 第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衔接配合。货币政策可能更多从流动性和利率上支持财政，避免财政单打一进而透支空间，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运用债务重组、置换等手段，分类施策化解融资平台存量债务风险。市场的担忧在于如果赤字货币化引起货币超发，就会导致该国的货币贬值，也就是说赤字货币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汇率约束较多，并且“赤字货币化”机制一旦建立，会反过来鼓励财政过度负债，就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我们认为，各类政府债务也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关键抓手，在进行政府债务规划发行时，央行往往通过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为政府债发行创造宽松的低成本环境，同时将各类政府债券纳入央行在二级市场上的公开市场交易对象也可以充分提高政府债券的流动性，间接降低政府债券的流动性风险。 我们尝试提出有“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协调配合新机制”。我们提示重点关注：1）再贷款资金继续强化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2）PSL等工具为“两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政策性银行等“准财政”也是补充建设资金的潜在途径之一，政策性银行新增贷款额度等或可依据土地财政变动和基建稳增长的情况适时推出。 第三，当前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规模占公共财政的比重较低，后续主要关注央国企市值考核可能带来的增量贡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具体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2012-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从1500亿增长至5696亿，但是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根据《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要求，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口径为税后利润）上缴划分为五档，其中最高档上缴收益比例为25%（中国烟草总公司）。考虑到国有企业资产报酬率的改善弹性，国有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有望逐步提升，叠加利润上缴比例的调整，或能对土地财政缺口形成一定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如果央国企全面执行市值考核，引导央国企更重视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现金分红比例和可持续性也有望提升。随着市值管理的深化，国央企或将迎来进一步价值重估，也有利于资本增厚创造更大规模的财务回报，更好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功能作用。 4 财税体制改革将与经济转型方向匹配 自1994年确立分税制开始，过去30年间曾多次推行财税体制改革。《2023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积极稳妥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客观上需要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方向，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先立后破，加大对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从中长期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的统筹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财税体制改革聚焦新质生产力，积极助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从财政政策推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配合产业政策及科技政策的角度来看，重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出台“提高符合条件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减税降费政策，并通过一系列专项资金支持制造业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再造、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其次，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3708亿元、增长10%；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安排980亿元、增长13.1%，推动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开展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并统筹运用好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第一，将新质生产力作为重点领域优先予以保障。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财政科技支出从8327亿元增长到10567亿元。与此同时，综合运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资产管理、政策性金融等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从2023年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情况看，企业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1.8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其中制造业企业享受加计扣除金额1.1万亿元，占比近六成，有力支持了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第二，支持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健全适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财政资金管理机制，足额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资金需求，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建设一批试验验证平台和中试平台，支持布局实施一批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重大专项接续安排，推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科学等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我们预计，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更需加强资源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实现发展与安全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平衡的过程。通过不断健全预算制度，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风险提示 大国博弈超预期；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点击报告标题直达↓ [1 ] 2024宏观年度策略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一：国内经济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二：国内政策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三：外部环境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发展为矛，安全为盾之三：大类资产展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2] 2024宏观年度策略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一）：外部环境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二）：国内经济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三）：国内政策展望 【浙商宏观||李超】破局，突围（四）：大类资产展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3 ] 人工智能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人工智能科技革命推演——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前两次哪个更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第四次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人工智能对货币政策影响几何？——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系列报告之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4] 美国财政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财政刺激会影响通胀么？——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的债务付息压力是否会影响财政刺激？——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两党制衡是否能限制财政扩张？——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为何美国财政扩张不再探讨挤出私人投资——美国财政研究系列报告之四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5] 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链长制是强链补链的新机制——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产业新能源化成为强变量——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产业智能化是高壁垒的慢变量——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为何不能再用盈利来预测制造业投资？——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四 【浙商宏观||李超】供给短缺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有哪些——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五 【浙商宏观||李超】企业转型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有哪些——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六 【浙商宏观||李超】稳增长为什么不能看传统中观变量——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七 【浙商宏观||李超】PMI为何对指示新制造稳增长的作用更大？——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八 【浙商宏观||李超】制造业的中观高频变量有哪些？——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九 【浙商宏观||李超】制造业投资有哪些财税支持？——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十 【浙商宏观||李超】制造业投资有哪些金融支持？——新制造稳增长系列研究之十一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6] 城市更新系列研究 【浙商宏观||李超】为什么城市更新值得重点关注？ 【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是地产投资的强变量——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一 【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有哪些投资类型？——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二【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可以拉动多少地产投资？——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三【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谁来干？——城市更新系列研究四【浙商宏观||李超】城市更新资金从哪来？——城市更新系列研究五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7] “新能源+”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从新能源到“新能源+”——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一 【浙商策略】产业新能源化带来的价值重估——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二 【浙商电子】“新能源+”重构供应链，重视能源产业链全方位机遇——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三 【浙商化工】新能源大背景下，化工行业的“立”与“变”——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四 【浙商交运建筑】赋能、节能、产能，建筑工程行业三层次助力新能源+——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五 【浙商机械】聚焦“发电端”低碳、“用电端”低碳——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六 【浙商汽车】“新能源+”驱动汽车行业迎历史性变局——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七 【浙商新材料】供需错配难解，"新能源+"金属牛市在途——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八 【浙商|计算机】“数字新能源化”的两大变局——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九 【浙商宏观||李超】全球碳中和如何拉动国内需求？——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 【浙商通信】重视储能温控赛道高成长机会——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一 【浙商中小盘】把握时代机遇，紧抓科创北交十倍股——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二 【浙商宏观||李超】“新能源+”指数编制及其应用——拥抱“新能源+”系列研究十三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8] 乌克兰冲突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乌克兰为何成为地缘政治的冲突焦点？──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一 【浙商宏观||李超】俄乌冲突如果失控对通胀有何影响？──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二 【浙商宏观||李超】从美俄对抗共性经验看资产走势──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三 【浙商宏观||李超】俄罗斯面临的SWIFT制裁影响几何？──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四 【浙商宏观||李超】油价高点上调，节奏基本不变——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五 【浙商宏观||李超】乌克兰危机下美联储政策如何推进？——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六 【浙商宏观||李超】乌克兰危机下美国CPI何时见顶？——乌克兰冲突系列研究七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9] 公募REITs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公募REITs：掘金长坡厚雪赛道──公募REITs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Pre-REITs的价值评估：向光而行──公募REITs系列研究之二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0] 房地产税系列报告 【浙商宏观||李超】为什么房地产税需要关注？——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一） 【浙商宏观||李超】韩国“存量征收，阶梯税率”的房产税是怎样的？——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二） 【浙商宏观||李超】中国香港地区对我国房产税试点扩大借鉴意义有限——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三） 【浙商宏观||李超】美国房地产税对我国有何启示？——房地产税系列报告（四） 【浙商宏观||李超】德国房产税意在财政创收而非地产调控——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五） 【浙商宏观||李超】日本房地产税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房地产税系列报告（六） 【浙商宏观||李超】新加坡公有住房体制下的房产税征收力度弱——房地产税系列报告（七） 【浙商宏观||李超】全球房地产泡沫破裂与房产税是否有关——房地产税系列报告（八）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1] 碳中和系列研究 【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碳中和系列研究（一）【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使得能源投资逐渐转化为制造业投资——碳中和系列研究（二）【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带来哪些需求变化？——碳中和系列研究（三）【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供给侧影响几何？——碳中和系列研究（四）【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如何影响PPI和CPI？——碳中和系列研究（五）【浙商宏观||李超】中国碳中和与欧美相比有何异同？——碳中和系列研究（六） 【浙商宏观||李超】绿色金融是否会带来投资机会——碳中和系列研究（七） 【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未来技术突破会怎样?——碳中和系列研究（八）【浙商宏观||李超】碳中和、双控与大国关系缓和——碳中和系列研究（九） 【浙商宏观||李超】能源革命的指挥棒指向何方？——碳中和系列研究（十）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2] 共同富裕系列 【浙商宏观||李超】收入分配改革是共同富裕重要抓手——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浙江共同富裕哪些值得关注？——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二【浙商宏观||李超】如何理解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三【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消费？——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四【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投资？——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五 【浙商宏观||李超】如何从外贸视角看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六【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三次产业？——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七【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产业政策？——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八 【浙商宏观||李超】如何从财政视角看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九【浙商宏观||李超】共同富裕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共同富裕系列研究之十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13] 反垄断系列研究 【浙商宏观||李超】三轮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一 【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为了公平还是效率？——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二 【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的方式有哪些？——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三 【浙商宏观||李超】欧美日反垄断有什么差异？——反垄断系列研究之四 【浙商宏观||李超】本轮反垄断全球如何演进？——反垄断系列研究之五 【浙商宏观||李超】反垄断措施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反垄断系列研究之六 （滑动查看历史报告） 固定布局 工具条上设置固定宽高 背景可以设置被包含 可以完美对齐背景图和文字 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 浙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简介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公众号为浙商证券宏观团队设立。本公众号不是浙商证券宏观团队研究报告的发布平台，所载的资料均摘自浙商证券研究所已发布的研究报告或对报告的后续解读，内容仅供浙商证券研究所客户参考使用，其他任何读者在订阅本公众号前，请自行评估接收相关推送内容的适当性，使用本公众号内容应当寻求专业投资顾问的指导和解读，浙商证券不因任何订阅本公众号的行为而视其为浙商证券的客户。 本公众号所载的资料摘自浙商证券研究所已发布的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和观点，或对已经发布报告的后续解读。订阅者如因摘编、缺乏相关解读等原因引起理解上歧义的，应以报告发布当日的完整内容为准。请注意，本资料仅代表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相关的研究观点可根据浙商证券后续发布的研究报告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作出更改，本订阅号不承担更新推送信息或另行通知义务，后续更新信息请以浙商证券正式发布的研究报告为准。 本公众号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仅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浙商证券及相关研究团队不就本公众号推送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任何订阅人不应凭借本公众号推送信息进行具体操作，订阅人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浙商证券及相关研究团队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公众号推送信息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浙商证券及相关内容提供方保留对本公众号所载内容的一切法律权利，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或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修改、转载或者复制本公众号推送信息。若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转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浙商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内容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廉洁从业申明： 我司及业务合作方在开展证券业务及相关活动中，应恪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规定，遵守相关行业准则，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公平竞争，合规经营，忠实勤勉，诚实守信，不直接或者间接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李超宏观研究与资产配置 把握预期差， 关注这一个就对了！
大部分微信公众号研报本站已有pdf详细完整版：https://www.wkzk.com/report/（可搜索研报标题关键词或机构名称查询原报告）
郑重声明：悟空智库网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 最新研报
- 微信研报
- 行产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