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RCEP:“双身份+双循环”的“蝴蝶效应”(上)| 申万宏源宏观 · “国风”系列之三

（以下内容从申万宏源《中国与RCEP:“双身份+双循环”的“蝴蝶效应”(上)| 申万宏源宏观 · “国风”系列之三》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中国与RCEP：“双身份+双循环”的“蝴蝶效应”（上） ——申万宏源宏观 ·“国风”系列之三 秦泰 博士 贾东旭 申万宏源宏观 主要内容 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区域性自贸区”，RCEP的签署、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对我国的重大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我国特定行业出口的即时增加这么简单。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由于我国在RCEP中扮演的“双身份”复合角色、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实际上将令RCEP与我国的商品供给、需求相辅相成，成为全球贸易的“稳定器”，并有望触发美国重返TPP、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加速等一系列全球贸易关系的“蝴蝶效应”。RCEP令我们看到一些“再全球化”的曙光。 走向区域分割的传统FTA：以USMCA为例。1） USMCA的实质：由核心一方链接的两个双边FTA 。北美自贸协定运行26年，加墨双边贸易仍近于零，而美对加、墨贸易均持续增长，对墨加贸易逆差持续扩大。2）USMCA稳定三角：美国需求+技术、墨国代工、加国的原材料。墨西哥更多的以美国代工厂的身份出现，而加拿大正好相反，以原材料提供商为主。USMCA在内部实现了资源、加工和消费的完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FTA内部相对完整的供需循环，令区域中经济体对区域外部的依赖度有所下降。 中国在双边FTA中分别扮演过“两重身份”。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多数双边FTA中，竟然扮演的是与美国类似的最终需求方的角色，同样的，在多数FTA中，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是扩大的。1）中国在双边FTA中的最终消费身份：新西兰、瑞士。2）中国的工业品需求身份：澳、智、哥。3）中国——东盟FTA特殊的“协同供给”关系。这是一个开放性的FTA，具备了扭转FTA区域分割宿命的可能性。放眼全球，能同时扮演最终需求方和全球供给方角色的主要国家，可以说也只有中国一个。但东盟对中国产业链的带动作用有限，我国需要其他更多可能性的国家参与，弥补这一缺憾。包括中日韩在内的RCEP应运而生。 中国与RCEP：双身份+双循环=全球贸易稳定器。1）RCEP的“开放五方逻辑”与中国的“双身份”。一是中国是RCEP的最终需求方，二是中国也具备对区域外的全球市场提供供给的作用。2）中日韩小循环的建立与我国的产业链安全性。中日韩事实上存在产业链的深度互补关系。例如在电子产品、以及汽车产业链中，中日韩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深度分工协作的“小循环”。日韩的最终商品需求可能更多由中国出口所满足；而在中国的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方面，也因得到日韩的支持和补充而有所提升。3）双循环+双身份，稳定产业链安全、加速升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转型发展战略，一方面提升中国国内商品需求，强化中国在RCEP中的需求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供给侧制造业高级化的要求，也决定了我国对海外需求是欢迎的，仍是积极推动全球化的重要供给方。 RCEP蝴蝶效应：解压日本唤醒美国，加速中欧FTA。中国在RCEP中的“双重身份”，也直接建构于日、韩、东盟在RCEP中所各自扮演的配合性角色，令RCEP有望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稳定器”。1）令日本从CPTPP中的尴尬位置解脱出来。日本内需增长缓慢，虽在CPTPP内体量最大，但难以承担最终需求重任。2）促使美国摆脱身份认知混乱，加速重回TPP框架。美国或加快重回“最终需求+高水平技术提供方“身份，重回全球化导向。3）欧洲与中国供需结构互补，RCEP或加快中欧FTA。 RCEP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分析。短期：日韩进口关税下调，自华进口或持续增加，通过纺织服装、家具家电、机械设备等，预计未来十年年均拉动我国GDP增长0.1-0.15%。中期：国内产业链安全性得到更好的进口关键工业中间品、资本品保障，助力双循环，未来5-10年RCEP对我国GDP增长的综合促进作用可能达0.2%-0.3%。长期：RCEP签署的“蝴蝶效应”有望仍可拉动我国GDP增速0.1%-0.2%。 目 录 1.走向区域分割的传统FTA：以USMCA为例 1.1 USMCA的实质：由核心一方链接的两个双边FTA 1.2 USMCA稳定三角：美国需求+技术、墨国代工、加国的原材料 2. 中国在双边FTA中分别扮演过“两重身份” 2.1 中国在双边FTA中的最终消费身份：新西兰、瑞士 2.2 中国在双边FTA中的工业品需求身份：澳、智、哥 2.3 中国——东盟FTA特殊的“协同供给”关系 3. 中国与RCEP：双身份+双循环=全球贸易稳定器 3.1 RCEP的“开放五方逻辑”与中国的“双身份” 3.2 中日韩小循环的建立与我国的产业链安全性 3.3 双循环+双身份，稳定产业链安全、加速升级 4. RCEP蝴蝶效应：解压日本唤醒美国，加速中欧FTA 4.1 令日本从CPTPP中的尴尬位置解脱出来 4.2 促使美国摆脱身份认知混乱，加速重回TPP框架 4.3 欧洲与中国供需结构互补，RCEP或加快中欧FTA 5. RCEP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分析 以下为正文 作为全球最大的“超级区域性自贸区”，RCEP的签署、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对我国的重大意义绝不仅仅是带来我国特定行业出口的即时增加这么简单。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由于我国在RCEP中扮演的“双身份”复合角色、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实际上将令RCEP与我国的商品供给、需求相辅相成，成为全球贸易的“稳定器”，并有望触发美国重返TPP、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加速等一系列全球贸易关系的“蝴蝶效应”。RCEP令我们看到一些“再全球化”的曙光，过去4年中我国和全球贸易所遭遇的挫折和倒退有望获得改观，我国经济在“双身份+双循环”的全球化新格局中，将从多个层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提振。 1.走向区域分割的传统FTA：以USMCA为例 自由贸易协定（FTA）是贸易全球化路径中的一个重要而模糊的地带。与传统的质朴观点不同，既有的FTA成功案例均显示，FTA的成功运作，往往需要区域内部能够建立稳定的“需求（技术）+加工+原材料”的产业链分工关系，从而实际上FTA的最终宿命可能恰恰是全球贸易的区域化分割，是“逆全球化”的。我们以全球历史最为悠久、最为成功的FTA——美墨加自贸协定（USMCA，前身为北美自贸协定NAFTA）为例，说明这种传统FTA的运作模式和成员方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1.1 USMCA的实质：由核心一方链接的两个双边FTA 美墨加自贸协定——北美自贸协定运行26年，加墨双边贸易仍近似于零，而美国对加、墨贸易均持续增长。NAFTA自1994年正式生效后，除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页岩油革命冲击之外，美墨、美加双边贸易额整体维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至2019年美墨、美加贸易总规模合计超过1.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4%。但加墨双边贸易额2019年仅为217亿美元。 美对墨加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且除美国自产原油增长导致逆差收窄这一结构性因素之外，美国在USMCA中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无扭转迹象。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1994年NAFTA生效后开始迅速扩大，从1993年的91亿美元扩大至2008年的1430.6亿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令美国逆差短期收窄；此后美国页岩油革命，原油产量陡增，也一定程度导致对加拿大逆差减少，除上述两类冲击因素外，美国在USMCA中的贸易逆差仍是趋势扩大的。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从2008年的748亿美元扩大至2019年的1015亿美元。 上述两大特征指向USMCA实际上是同一个核心成员所链接起来的两个双边FTA，一个核心成员驱动、成员方之间结构固化，是既有的成功FTA所呈现的共同特征。 1.2 USMCA稳定三角：美国需求+技术、墨国代工、加国的原材料 墨西哥更多的以美国代工厂的身份出现在USMCA中，辅之以原材料提供商的角色。而加拿大正好相反，以原材料提供商为主，以美国的代工厂为辅。 美国自墨西哥进口的核心产品是汽车整车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两项基本为墨西哥代工的核心产品。美国自墨西哥进口占比最大的商品类别是汽车整车，2019年占比达到20.4%。而对墨出口中除成品油外主要是汽车零配件和电气设备及零部件，分别占2019年出口的9.9%和9.6%。这样的双边进出口商品结构，实际上意味着墨西哥是美国汽车终端需求的主要海外代工厂。另外自动数据处理设备也是墨西哥代工的另一大产品：美自墨进口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对墨出口的零配件分别为美墨进口的第二大和出口的第三大商品类别，2019年分别占进口的8.0%和出口的4.5%。 墨西哥在2014年前也承担一部分美国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主要满足美国原油需求。2008年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中有17.3%是原油，汽车整车的进口占比被原油所挤占。但随着此后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快速上升，墨西哥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迅速弱化，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中原油占比快速下降至2019年的3.6%。 加拿大在USMCA中，主要为美国提供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等原材料，同时也部分承担汽车代工厂的角色，但后者的规模不及墨西哥。2006年以来，加拿大作为原材料提供者、以及消费美国本土生产的豪华汽车的角色更为凸显，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占比一度快速提升至2014年的24%，此后尽管随着美国页岩油发展，原油占美自加进口的比重有所回落，但仍然是第一大进口品。加拿大作为发达国家国民消费能力较强，其汽车代工厂的地位在2006年之后明显削弱，汽车整车逐渐成为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最大规模商品，2019年占比已经达到9.7%，超过汽车零配件的7.5%。 USMCA在内部实现了资源、加工和消费的完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FTA内部相对完整的供需循环，令区域中经济体对区域外部的依赖度有所下降。USMCA内部，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可以是资源的提供者，但现阶段主要是由加拿大满足美国的原油需求，而墨西哥更多的发挥其加工优势，进口美国的汽车零配件、组装成汽车整车、并最终满足美国自身需求。而加拿大凭借其具备的部分高端技术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后，加工地位逐步弱化而也呈现出一定的最终需求地位，美国对加拿大出口商品中汽车整车的占比逐渐提升。而能真正粘合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正是美国的庞大消费需求、生产技术优势、以及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可以承接并消化大量的原材料和制成品，并带动区域内贸易量的快速增长。正是三个国家的分工协作，令USMCA作为一个整体，在汽车产业链、部分机电产品和原油领域的对外依赖度是下降的。 2. 中国在双边FTA中分别扮演过“两重身份” 美墨加自贸协定的成功运作揭示了一个道理：并非FTA中的每个成员方都会获得出口的增加，甚至很多时候，逆差扩大的最终需求方才是FTA能够成功运作的关键原因。 那么中国在已经实施的双边FTA中，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呢？结果可能令人惊讶——中国在多数双边FTA中，竟然扮演的是与美国类似的最终需求方的角色，同样的，在多数FTA中，中国的进口和贸易逆差也是扩大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在规模较大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又与东盟共同扮演了一个向FTA之外的全球需求提供供给的重要角色，这个角色美国当前已经不再有了。放眼全球，能同时扮演最终需求方和全球供给方角色的主要国家，可以说也只有中国一个。 这一点提示我们，RCEP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路径，绝不单单是短期内增加出口这一条，也包含有进口增加对于我国产业链安全性的提升所带来的长期稳定性，还包括有供给方、需求方两大身份相互循环的“全球枢纽”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增量需求。 2.1 中国在双边FTA中的最终消费身份：新西兰、瑞士 除了保障中间品和资本品来源稳定外，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另一目的是保障终端消费品的进口需求，这主要体现在我国自新西兰（乳制品为主）和瑞士（钟表、药品为主）的进口。中国与新西兰自贸区协议在2008年10月1日生效；生效以来，我国自新西兰进口额迅速增加，商品结构逐渐向乳制品和肉类集中，2008年乳制品和肉类占我国从新西兰进口商品金额的20.7%，至2019年该比例已上升至44.9%，而这些商品也恰恰是我国对其大幅削减进口关税的品类。中国与瑞士的自贸区协议在2014年7月1日生效，其中我国针对钟表进行了关税减让，近年间钟表在中国自瑞士进口商品中的占比也出现了明显增加，占我国自瑞士总进口的比例由2014年的4.8%上升至2019年8.5%。除此之外，我国对瑞士资本品（如光学、医疗仪器及设备）的需求也在增加，占我国自瑞士总进口比例由2015年2.9%上升至2019年6.2%，瑞士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对中国提供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双重功能。 建立自贸区后中国自新西兰的进口迅速增加，自瑞士的进口维持高位，而出口极为平稳，贸易逆差未有收窄，甚至有所扩大，结构性贸易失衡实际上是加剧的，但我国的最终消费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同时国内对应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基础上，也在经历艰难的转型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过程，这一进程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稳定性和转型升级是有好处的。 2.2 中国在双边FTA中的工业品需求身份：澳、智、哥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建立双边自贸区后，增加了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而出口同样相对稳定——中国和澳大利亚、智利的双边FTA都体现为这种性质的贸易关系，而哥斯达黎加更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最多的是铁矿石和煤炭等矿物燃料。其中我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矿物燃料进口税率则在建立双边自贸区后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其进口量随即明显增多。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税减免协议在2015年12月20日生效，对多种的商品进口关税降为0，期限从立即生效到12年内递减不等。而在此之前，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矿石相关税目的税率大多本就为0，减让关税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矿物燃料进口。2016-2019年，矿物燃料在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中的占比从11.0%迅速升至20.3%。而我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相对而言较稳定，建立自贸区后我国对澳贸易逆差再度扩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自贸区的主要目的并非增加出口，而是保障矿石、矿物燃料等关键中间品来源稳定。 中国在与智利的贸易关系中也是中间品需求的角色，智利则作为矿砂和铜的供给方，对我国出口大幅增加。中国与智利的自贸区协议中，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条款在2006年10月1日生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智利进口铜及其制品大幅增加，近年来进口矿砂、水果和坚果迅速增加，总体也导致我国对智利的逆差也呈扩大趋势。 另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是我国与哥斯达黎加的双边贸易。全球知名美资计算机芯片供应商在哥斯达黎加一度有重要产能布局，中国自哥斯达黎加的进口结构也极为集中，95%以上为机电和音像设备，其中就包括集成电路/芯片。中哥建交不满3年就签署了中哥自贸区协定，协定在2011年8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自哥斯达黎加进口随即大幅增加。戏剧性的是，2014年该知名美资计算机芯片供应商调整了其在全球的产能布局，哥斯达黎加产能下降，对华出口显示出明显的供给冲击特征，2015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更为戏剧性的是，2020年2月28日，该美资计算机芯片供应商宣布重启哥斯达黎加工厂，于4月19日和8月3日分批完成调试，增加芯片供应。可以合理预期，自明年起，我国对哥斯达黎加的贸易逆差行将再度扩大。 2.3 中国——东盟FTA特殊的“协同供给”关系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则相对复杂。历史上曾经就是一个加工基地的东盟国家，在中国——东盟的FTA中，并非与中国双边的需求——供给身份，而是协同向外提供供给的身份。中国与东盟的10+1自贸区协议自2003年起生效，在此之后我们观察到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一度稳定。但在2010年自贸协定升级之后，中国对东盟逆差缩小、转为顺差，并一度持续扩大。但这一扩大的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并非因东盟自身的需求增加所引发，因东盟自身总体仍保持了小规模的、较为稳定的贸易顺差。这也就意味着，东盟在对华贸易赤字扩大的同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也呈现同步扩大趋势，而这个主要的东盟出口对象，就是美国。东盟的经常账户余额维持几乎不变的同时，对华逆差与对美顺差同步扩大。 总结起来，中国——东盟FTA非常特殊，这是一个开放性的FTA，具备了扭转FTA区域分割宿命的可能性，但东盟目前尚难以帮助中国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并且难以帮助中国实现生产技术水平的加速升级。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需要其他更多可能性的国家参与进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包括中日韩在内的RCEP应运而生。 （正文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内容节选自申万宏源宏观研究报告： 《中国与RCEP：“双身份+双循环”的“蝴蝶效应”——申万宏源宏观 ·“国风”系列之三》 发布日期：2020.11.21 申万宏源宏观 · “国风”系列 《“双循环”、“开放大国”模式与制造业高级化转型——申万宏源宏观 · “国风”之二》 《要素市场一体化：财政央地关系的战略性重构——申万宏源宏观 · “国风”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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